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出自《孟子·离娄上》。它强调了家庭管理直接关涉到国家统治秩序及社会的发展。家庭是社会组织机构的细胞，“细胞”出了问题，不仅影响一个家庭的发展，而且还影响社风民风，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②在儒家经典《大学》中，从格物致知到平治天下的“八目”或者说八个阶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整体的文化内涵与结构。包括修身在内的前五个阶段是“内修”，从齐家开始则是“外用”的逐步展开，社会和国家治理具有某种同构性。可以说，家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从事“天大”的千秋事业，仍要从个人的修身齐家这个基点做起。根基不牢，小则后院失火，大则地动山摇，除赔上身家性命、家庭家族跟着蒙羞外，对社会、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也无法估量。

③家训既有典型代表性，又有广泛适用性。历史上一些名门望族历经几百年、上千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风家训传承在家族延续中发挥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非常突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家训不是为“一家一族”所有，而是融入整个中华文化的结晶中。我们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意味着透过家庭之“道”不仅能透视家庭之兴衰，还能体察社会之变迁。

④自汉代以后，家教受到普遍的重视，相继出现了“家训”“家范”“家仪”“家规”“治家格言”等家教书籍，这类家教书籍原本为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教化范本，因其寓“教”于“孝”“亲亲”之中，有效地起到了道徳教化作用，其中所宣扬的“勤俭持家”“六亲和睦”“尊老爱幼”“以身作则”等观念，无疑也成为全社会效法的美德。因此，在宋明清时期，“家训”等被刻版成书，流传越来越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教育中的重要史料。

⑤《论语·学而》中讲的一个道理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引中言之，好的家教能够孕育出好人，好人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促进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好的家风不但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论语·为政》记载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家道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道理，广义的政治活动包含并延伸了家道。

⑥好的家教，胜过好的学校；好的家风，强于万贯家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寥寥数语道岀了家族兴衰的道理。如果没有良好的家风、门风，再多的财富也传不下去。所以，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才能既经得起良知道德拷问，也经得起后人历史评说。

（摘编自2018年10月《光明日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①北宋元丰元年，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了一个在儒学史和庄学史上都颇为著名的命题一一“庄子阴助孔子”，提出“庄子盖助孔子者”，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此说一出，有人击节赞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此说遂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②我们认为苏轼所说的庄子，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庄子，而是一个苏轼化了、士大夫化了的庄子。只有从士大夫精神的视角看，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苏轼“庄子阴助孔子”说的价值。概括地说，苏轼提出士大夫化的庄子具有如下意义：

③第一，“庄子阴助孔子”说维护了儒家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不论社会如何动荡，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朝廷的正统思想。苏轼在理论上为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庄子阴助孔子”说并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公然背叛，它的大前提就是以孔为尊，维护孔子在学术史的独尊地位，维持儒学在士大夫精神中的主导地位。

④第二，“庄子阴助孔子”说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调和了儒庄矛盾。一般人看来，庄子是一个“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道家代表。北宋朝廷亦反对庄子思想的传播。《宋史·吕公著传》：“（元祜元年）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安石）。”当苏轼提出“庄子阴助孔子”说之后，庄子成为儒家队伍中的一员，庄子思想从此在儒家殿堂中可以光明正大地存在。此说分化和削弱了道家队伍，把敌方阵营中的二号人物纳入孔子阵营中，壮大了儒家的声势，增强了孔门的势力。

⑤第三，将庄子思想引入士大夫精神层面，为士大夫阶层指出了一条通往精神自由的路向。苏轼意在为士大夫阶层构建这样一种精神范式：孔子是大圣，孟子是亚圣，庄子是爱儒尊孔、教外别传的孔门弟子。孟子与庄子，一主一副，从不同的角度弘扬孔子思想。士大夫阶层本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人格，进入官场之后，在精神层面有诸多压抑焦虑，很容易产生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矛盾心态。而庄子思想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生的自适，在士大夫精神中引入庄子思想，为士大夫精神增加了新内涵。庄子思想客观上可以缓解士大夫的身心紧张，让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有所舒缓。解决了庙堂与江湖的矛盾，引起后世许多朝廷之士精神层面的共鸣。

⑥苏轼提出“庄子阴助孔子”之说乃是出于维护儒家发展的需要，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此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庄矛盾，为庄子思想的发展开拓了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看，“庄子阴助孔子”说自有其历史合理性。

（选自孙明君《苏轼与士大夫化的庄子》，有删改）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

中国的古代社会政治关系，不是用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来调节，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构成基本的社会框架。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进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家国天下，就是由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但家国一体却在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到汉武帝之后，法家的郡县制与儒家的礼乐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伦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

家国与天下，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这些制度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由此，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离开了家国的肉身，天道将沦为无所依傍的孤魂。另一方面，宗法秩序的正当性、国家秩序的合法性，无法自证其身，只能从超越的天下意识，从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获取。家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现实权威性，乃是因为它是天下价值的人间体现。

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之中，家国不过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天下在古代中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一个是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类似于西方的上帝意志，与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与自然最高之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个含义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礼治，是人类社会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个天下，因为作为价值体等同于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经过家国的中介，自我便可以与其沟通，孟子有“天民”之说，此说以后为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发扬光大。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与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与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经过家国的转手。后一个天下，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个人若要与天下打通，必须经过“齐家治国”，才能达致“平天下”，因而家国成为从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而与出世的佛教、向往天国的基督教不同，儒家的个人良知之实现，必须通过在家族与王朝的公共事务之中从事道德实践。所谓致良知中的“致”，不仅是对天理的领悟，更是对天理的践行。

（节选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