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三里河二区一家小小的修鞋摊子；是外来务工人员刘家奇的事业。他靠着修鞋子、修自行车等手艺养育了一双儿女。如今，女儿大学毕业找到好工作，儿子在读研究生，“祖辈放牛养家，没有识文断字的，全家人没有圆的梦一次都圆了”他笑着说。这是教育带给一个普通百姓的获得感。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师傅有了一儿一女，正赶上教育“两基攻坚”大潮，社工们帮他写申请书、开介绍信、准备证件，两个孩子顺利进入阜外二小和北京八中就读，女儿读书期间还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区级优秀班干部”。他享受了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入学不用操心，上学也免费。

从2006年起，国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约1.1亿名学生的学杂费和教科书费，为中西部地区约124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费补助，建立起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到2014年，农村中小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经过6次提高标准后，已经达到中西部小学600元、初中800元，东部地区小学650元，初中850元，基本形成稳定增长机制。国家明确要求各地在安排公用经费时，重点向边远、民族、贫困地区倾斜，向艰苦、偏远、高寒地区的薄弱学校倾斜，向规模较小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倾斜，以保障各类学校正常运行需要。

（摘编自姚晓丹《教育带来的是希望》，《光明日报》2018年11月4日）

材料二：

2018年，是中科院物理所建立90周年。物理所在清洁能源、磁性材料、超导、激光、精密测量等方面拥有很多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原创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然而拥有“富矿”的它，却在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声名不显。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让大家豁然开朗——这部法律针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存在多年的顽疾，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在转移转化中的权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计算、科研人员的奖励与取酬等诸多方面，给出了明确答案。这给研究所注入了新活力。不仅如此，在这部法律的指导下，各部门、各单位纷纷制定相关细则，使原本冗长的流程得以简化，极大提高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两年来，物理所的成果转移转化开展得有声有色。受益于新政策的不仅仅是科研团队，还有科研本身——增值的资产被用于反哺基础研究。“现代科研投入很大，原来我们受制于人员编制和经费，一些原创的科研想法无法持续研发，毕竟这些项目失败风险很高。”李泓说，“现在所里有了这笔资金，我相信物理所在未来一定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原创成果。”

（摘编自齐芳《老研究所的新活力》，《光明日报》2018年11月30日）

材料三：

江西师范大学教师张丹和妻子不久前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卡莱梅革丹城堡公园内举行了婚礼，现场还来了包括双方父母在内的22位亲友。“能有这样的婚礼得益于中塞两国的免签政策”张丹说。参加婚礼的人有老有少，在对中国免签的国家中，塞尔维亚成为他们的首选地。

2017年1月15日起，中国和塞尔维亚互免签证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首个对中国游客免签的中东欧国家。中国公民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到塞尔维亚旅游、经商或探亲，可以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满长介绍，中塞免签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国的重要合作成果之一，实行互免签证前到塞尔维亚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每年最多不到1.7万人，实行免签后的第一年猛增到3.5万人。今年，截至7月底已达5万人。8月10日，中国和白俄罗斯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正式生效。至此与中国互免普通护照签证的国家已达12个，包括巴巴多斯、巴哈马、厄瓜多尔、斐济、格林纳达、毛里求斯、圣马力诺共和国、塞舌尔、塞尔维亚、汤加、波黑和白俄罗斯。

（摘编自张翼《说走就走的旅行，越来越便利》，《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

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

何光沪

(1)我们的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

(2)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让道德腐败驻扎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3)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是超越了狭隘理智的信仰!

(4)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太太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5)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捡到几千元钱后上交了，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答应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是“有毛病”。

(6)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好行为也很难。

(7)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8)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9)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淡薄的环境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10)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的”最流行的通称。

(11)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12)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学校，便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13)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