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时代”里的城市文学新转型

叶祝弟

①纵览2013年，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登上荧幕，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网络媒介时代的《小时代》赢得了不错的票房，但是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小时代》中的物质化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连对之持宽容态度的王安忆也觉得这种以物判人的奇怪现象，可能会被将来的文学史注意到。面对咄咄逼人的消费写作，王安忆有意隐藏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有一些各行其道、互不干涉的意味。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讲，王安忆的《众声喧哗》和郭敬明的《小时代》，一个是纯文学的路数，一个是类型写作的路数，却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包抄过来，共同指向了今天的文化现实———转型之中国正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小时代。

② 从艺术水准来看，《小时代》确实乏善可陈，充其量是一部类型片，但是《小时代》的出现似乎宣示了一个时代预言：我们正进入一个奠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无边的消费主义、精致的物质主义、价值的虚无主义的小时代。不仅如此，随着微信、微博在青年人生活中的流行，并日益成为不可替代的通讯工具乃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个体化、群落化、亚风格化的小时代、微时代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③ 小时代、微时代的到来，与崇高、理想等有关的那些坚固的东西也许真的从此烟消云散了。对大时代的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次告别的聚会。这个小时代的到来，对小说的意义在于，在充满着复杂的流动性的转型中国，小说家对时代的整体性把握将越来越不可能，史诗这种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写作方式将有可能被封入历史的库房中，任何想从整体上对这个时代命名的企图和冲动将不得不最终沦为可笑的堂·吉诃德。

④ 但是，这也给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既然把握大的时代已经不可能，那么写出生活的小，让自己的感官的触角摩挲城市的每一寸肌肤，进入深入到城市的内部的肌理里，仔细打量将那些被大而化之、整齐划一的大时代所遮蔽的现代人生活中的小，让文学真正回到它的本源———文学是人学，文学应关注个体在此岸世界的存在，关注那些与个体生命存在有关的尊严、自由及其异化问题，关注与真诚、美好、恐惧、颤栗、焦虑、敬畏等等与文学和人有关的基本问题。对于今天的城市作家来说，做一个本雅明笔下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⑤ 与小时代相对应的是一种小叙事的方式，小说叙述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在时间和空间交错的叙述中，呈现出城市内部的复杂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城市不再是铁板一块，也不仅仅是作为与乡村及其伦理相对应的另类的存在；它有着自己内在的节奏和理路，有着自己丰富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即是从城市内部生长出来的，也是在城市和乡村的碰撞、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交流中延展出来的。展现这种丰富的复杂性，就是在呈现这样一种小时代。相比上一代或者上几代城市作家而言，以夏商、张怡微、路内为代表的上海作家，已经自觉与传统的城市书写方式拉开了距离，开始将目光投向已经被标签化、脸谱化的城市内部的丰富的复杂性，除了革命上海、洋场上海、传奇上海、魔幻上海、怀旧上海这些标签，对于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主城区之外的那些更年轻的一代作家而言，南京路、淮海路固然是上海，田林、六里桥、嘉定也是上海，只不过是被大历史下被遮蔽的小叙事。

⑥ 我们正进入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社会矛盾凸显、精神裂变的文明转型时代，从美学上审视这个时代，它正呈现出一种灰美学的趣味。与以崇高、宏大叙事、整体划一、昂扬向上为总体特征的前期共和国美学相比，灰美学是一种处于过渡状态中的美学，它是诸多矛盾的集合体，在升腾中下坠、在流动中凝滞、在怀疑中坚守、在清醒中焦虑、在破坏中创新。它是转型期中国人生存状态的表征———充满着破坏性、不确定性，泥沙俱下，又生机勃勃；承载历史的重荷，又找不到未来的路。

⑦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里，城市文学作家们将重新思考个人与城市的关系，真正寻求到最适合城市人的生存状态的表达方式，重构城市的现代精神。不仅如此，文学应该与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城市文学更应该需要时间的积淀。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2月14日

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种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

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年间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诗句。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些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