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明与近代海派文明

①这些年来，种种关于“老上海”的研究、小说、照片大为兴盛，其深层的思想底蕴，在于人们注意到了近代海派文明不应当只是封存于档案馆和博物馆的片断，而要与上海文明形态的当代建构相衔接。这是必要的，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今天上海的文明形态和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海派文明有着历史的连贯性。但当代上海文明形态的建构，如果只考虑与近代海派文明的衔接，将是有严重缺陷的。近代海派文明虽是在西方文化、本土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生成的，但其主要形态则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为价值导向，所谓“十里洋场”就是这种文明形态的形象写照。“洋派”是近代海派文明的重要含义。

②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代的“重振大上海的雄风”到如今的实现“四个率先”，实际上就是追逐“上海梦”。但是，如果上海梦仅仅用近代海派文明作为支持当代上海文明形态建构的历史资源，那么当代上海的文明形态就会缺乏中国传统文明的民族底蕴，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大卖场，重蹈西方现代社会的文明危机。这显然与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协调。以区域文明而言，上海原本就比较稀薄的传统文明积淀，在近代海派文明的冲击下，较早受到瓦解，如今在现代化快速行进中，则留存无几，而现代文明衍生的种种不和谐正日益突出。

③中华文明的复兴，从文明的历史传统来说，儒家礼乐文明是最主要的源头。就一般意义而言，儒家认为礼和乐的社会功能是“乐统同，礼辨异”（《礼记·乐记》）。所谓辨异，是社会的等级秩序；所谓统同，是社会的亲和关系；因此，礼乐相配就是等级秩序与亲和关系的统一。这两者的统一性在于仁道原则。儒家以仁释礼，又说“仁近于乐”（《礼记·乐记》）；同时以“爱人”界说仁道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出发点是表现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的孝悌。孝悌具体而微地体现了礼乐所要求的等级秩序与亲和关系相统一：子孝与父慈相联，弟悌与兄友相联。简言之，儒家礼乐文明就是以家庭伦理关系为根据，扩展到全社会的既有等级秩序而又亲和谐调：“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可以说，儒家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最重要的形态。

④当代上海和谐社会文明形态的重要建构基础，应当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近代海派文明的互补。

①圈舞，是一种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原发性舞蹈形式。所谓“原发性”也即，它不但在我因各民族舞蹈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的现象，同时也是世界各地最古老、最普遍的一舞路形态。

②各种原发性的圈舞种类，是民间或者社群在举行各种祭礼、仪式、庆典，民俗等活动中的主角儿。它的一大功能，就是通过这样的围圈齐舞的方式将人们连接起来，参与其中的人们随着共同的舞动，在各自的心理层面生成一种“聚在一起”的感受，这种感受让人类产生彼此在情感沟通上的极大满足感，从而获得对于人类心灵的抚慰具有积极意义的心理上的安全感，这是人的一种基本生存需求，特别是在劳动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说到圈舞所具备的特有功能，我们亦可以在比较其与其他舞蹈形态之间的差异而获得，比如同样古老的“排舞”和“对舞”等形态，这些舞蹈形态同样是传统舞蹈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但与它们相比，圈舞所具有的“聚在一起”的特质更为明显而集中。射时是其极大的随意性，可以让参与者随时加入其中，这种自由而自如的组织方式，也显露出圈舞所具有的更为便利的操作性。

③凝聚力显然是圈舞所具有的一大社会功能。圈舞是一种群体参与的活动，其鲜明的群体参与性是十分星而易见的。“群体”的整体性原则及其道德会规范“个体”行为。群体作用于个体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情绪的传导和规训，而非言语式的说教，舞蹈时大家相互情绪的感染，成为彼此传导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通过这种情堵上的感染，个体因为“从众”心理，很容易把自我情绪投射在集体的情绪之中，从而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

④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圈舞的分布是极其广泛的，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可以见到这种舞路。在我国的各族舞蹈中，圈舞同样十分流行。西藏林芝，在一个大广场上，每天傍晚都会有大量的群众“聚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大圈，自娱自乐地不停欢舞；新疆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常在广场中央席地而坐，现场演奏出欢快的维吾尔族乐曲，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广场中央国图而舞。

⑤在专业舞蹈圈，“一O八”是业界为群舞作品常见的队形归纳出的三种基本形态，意指；一排，圆形和八字形。从图案构形的角度来认识，圈舞所象征的圆形图案本身就具有独特的美学气场，其带给观者视觉特有的感受，显然会形成其特殊的含义乃至深意。脱胎于圈舞而成形的圆形，为我们的舞台带来了饱满而不尽的意象，为艺术家的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摘编自江东《圈舞；圆形与舞蹈的交互作用》，2018年第1期《民族艺术研完》)

书法是艺术，表情达意是它的重要属性也是它的重要功能。从这个功能出发来进行书法欣赏活动，会给我们一种新的启发。

书法不是日常实用的写字，它所写的字是利用汉字进行造型，在造型当中提供一个表情达意的平台。书法创作和日常实用写字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是今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写字，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信息的交流，它没有技法、形式等方面的要求，你只要能准确表达、对方能够看懂就行；然而，书法不行，书法是通过汉字的造型、组合，把汉字变成一个美学对象，是以美的形式反映社会、反映时代，所以书法有技法方面的规范、笔墨的规律、构成关系等诸多要求。

古人对此有这样的界定。李斯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就是说书法创作的时候，其结体要“像其一物”，要像什么呢？他后面接着说：“若鸟之行，若虫食禾，若山若树，若云若雾…… 方可谓书。”只有这样的才叫书法，它不是简单的写字，而是将喜和愁融于心中，有了内心的把握， 才是书法。对此，王羲之则从另一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齐，便不是书法，但得其点画耳。”就是说那些方方正正、横平竖直的并不是好的书法。书法有自己的造型规律，通过造型反映内心世界。

从先贤们的论断可以看出，书法除了形似、神似外，通过造型注入情感，是使神采产生的内在动力。孙过庭的《书谱》中说：“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也提到：“ 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 这些情性的东西难以表达清楚，但却实在有妙处。因而，书法的创作需要技法、需要形神统一，更需要情感。

书法的表情达意是通过书法的内容来展现的，对书法内容的欣赏更是书法欣赏中的关键。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例如汉赋、唐诗、宋词、佛经、佛语等，其知识产权各有其主，除非写自己的诗文，否则并非书法家所有。所以我们要把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与书法作品的内容分开来对待，只有这样，在欣赏书法的时候才不至于出现以欣赏诗词内容代替书法内容那样的尴尬。

书法家可以利用汉字的造型来表达情感内容，这首先取决于汉字的自身美。汉字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文字学、训诂学的学问直接影响到书法的创作质量，还有文学修养，以及文学表情达意方式的借鉴等，都和书法家的表情达意息息相关。从书法内部看，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章草、行书、草书还有楷书等，不同书体的造型，都为书法家传达情感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和唐诗欣赏一样，书体之间也可以互相欣赏，互为对比。应该指出的是，书法与文字、文学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书法的情感表达与字面含义关系不大。如韩愈欣赏张旭的草书，并没有提到张旭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而是欣赏“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些都是书法欣赏的要义。

（摘编自胡抗美《书法艺术的情感表达》）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