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是中国画中最富于民族文化特性的表现门类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在民族文化所赋予它的原动力的推动下发展着，不断深化其精神内蕴。它一方面不断充实自身以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陶冶人们的审美情趣。

花鸟画的民族文化原动力，是以花鸟拟人、表情的寓意性。《芥子园画谱》有载：“古诗人比兴，多取鸟兽草木。而草虫之微细，亦加窝意焉。”花鸟画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通过主观的诗性和文学性审美方式抒情达意、托物言志，形象性地展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

我们的先民曾将自然中的花鸟变幻为图腾，表达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原始社会，人们常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视为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图腾实际是一种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它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它们的力量和技能，让族群不断繁衍壮大。虽然图腾信仰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模糊，但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它逐渐演化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让生活充满文化窝意。这种文化寓意也影响着花鸟画的发展，甚至呈现为某种圭臬，不断被程式化和重复表现。如花鸟画中常见的石榴、蝙蝠、葫芦等，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具有“多子多福”“福禄”等吉祥寓意。

作为一种寄情于天地万物的艺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中国花鸟文化的精髓。画家通过隐喻、象征、谐音等艺术手法寄托生活中聚积的情感和美好感望，并假以笔墨的独特性，达到自然栽体、个性笔墨、意境意趣的统一。花鸟画不只是在客观地表现对象形态，通过情感寄托，它还既能引起大众共鸣，也能给子观者某种联想空间。如《宣和画谱》所描述：“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骛，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不难看出，花鸟画中的题材除了祝福寓意外，也在抒发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和精神操守，或许在不同时期其寓意会有所不同，但都满足着每个时期寻常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小花鸟，大境界。在中国人的眼睛里，花鸟的世界，永远都充满着生机与雅意。

（摘编自马新林《清气满乾坤花鸟画的中国精神》）

《红楼梦》共有五个书名:《风月宝鉴》《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石头记》和《红楼梦》。《风月宝鉴》代表道学眼光，《情僧录》代表痴男怨女的口味，《金陵十二钗》代表“写女儿之书”的看法。《石头记》和《红楼梦》是两个最好的名字，也是读《红楼梦》最深入的两个角度。

把眼光局限于“道学”，便把《红楼梦》当成“劝世文”或“意淫书”了。以“情僧”角度来看的人，如把苏曼殊的个人遭遇告诉他，相信也会得来与读《红楼梦》同样的满足了。以“女儿之书”来看，大可以说它是《镜花缘》，不过《金陵十二钗》文字写得好、人物画得真、结构更紧密。但筒·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不也文字好、人物真、结构严吗? 她是聪慧明智的女作家，在包涵广摄的意旨上,却无论怎样都不够与曹雪芹相比了。

《石头记》原是此书的本名，能代表《红楼梦》的中心意旨之一——欲望之斗争与生灭，但为什么曹雪芹终于选定了《红楼梦》为此书正名? 第一，《石头记》此名好是好了，但读者无法一见此名，就可“望文”而“生义”，必须要读了此书，知道了关于那“石头”的寓言，方可略明。由石变玉、由玉变石的象征意义，亦不容易从此名而一目了然。第二，《石头记》一名,单调、无色彩，不大能表现出现实与空幻、入世与出世这正反两方面的涵旨，更不能显呈此书在“时间”上的主题。

《红楼梦》却不同，“红”是颜色，“楼”是建筑，“梦”是虚幻，三个字合在一起，把所有内容都包罗进去。“红”可以表示万花千彩的女子，见得到“色”。“楼”是现实中的“相”，是摸得着的实体，有人工在其中而建成的“楼”，代表现实世界。“红楼”两字合起来，是“千娇百媚所居的世界”——大观园；或“金粉繁华”的世界——书中所云“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或如一位译者所说的，“红楼”就表示佛家所指的“红尘”——现实世界。这就有“色”有“相”了，是此书“实”“成”“有”的“正”的一面。

“梦”却是虚也、空也，这是“反”的一面。 “红楼梦”三字合起来，乃有实、有虚，有成、有幻,有有、有无，而“梦”又表示事物之易变。佛家说现实世间的“色”与“相”都是“幻”(梦)，因为一切都“无常”;何以无常，因有死、有灭、有散——都由时间的大限所决定。此名一看之下,可给人这三方面的意旨，所以最好、最切。

(节选自胡菊人《小说红楼》,有删改)

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被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有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画记号，用意不清。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画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节选自《汉字的起源与汉字之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