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从时间的向度来看，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内容和品质的纬度来看，却并不是呈现为鲜明的向前发展和进步性，而是出现经常性回复或几种形态并存的倾向。

中国海洋小说最初是以对“海洋之神”的想象和描述的形式出现的。庄子的《秋水》就描述了一个“北海若”的海神形象。在被誉为“中国海洋小说之祖”的《山海经》中，海神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各个海域的统治神。这是先民对海洋充满敬畏的体现，先民觉得海洋神圣、怪异、神秘，绝非人类所能接近。于是，海洋就成了神话的一部分。神话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模式，其形态美学则是变异、想象和一定程度纪实的融合，因此艺术风格瑰丽，奇幻。

船的出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人类坐着船进入海洋，从事海上贸易、海洋探险和海上劳动，撩起了大海神秘的面纱，使大海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对海洋的敬畏之感骤然下降。反映在海洋文学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空中落到了大地。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博物志》等笔记体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海洋小说从神话叙事发展到笔记体叙事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却仍然是以“变异海洋”而不是“真实海洋”为特征。可是随着驾船技术的娴熟化，尤其是到了明朝，人类终于较大规模地进入海洋，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洋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原先由《山海经》等神话叙事书写的海洋世界格局，海洋的神秘和神圣最终被彻底地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类有了像在陆地上一样的主人的感觉。因此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里，对海洋和岛人的占有、欺凌之类的题材大幅度增加了。

海洋就这样随着海洋活动日趋世俗化，成了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任何奇异可言。可是这个时候以及以后的海洋小说，却并不是完全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综观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作品，除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叙事继续着“笔记海洋”的文学品质外，还继承了《山海经》的“海洋想象”和“海洋圣洁”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为“海洋神圣－海洋宗教”的神道叙事，这就是中国海洋小说特有的神、魔和海洋相结合的神魔小说。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繁荣反映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从科学理解又回到了文学体会，海洋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想象世界和象征对象，人们对海洋的理解进入了文学象征的层次。《西游记》是这方面伟大的代表。

(摘编自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

中国人重关系。毋庸讳言，“差序格局”依然是解释关系运作最有力的概念。首先还是重温那个著名的波纹比喻吧：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语）

这段表述强调了差序格局的关键运作机制：“推”。费老说“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并说“由己到天下是一圈圈推出去的”。有趣的是，费老提出“差序格局”时是指出它具有伸缩性的，也就是可以推出去，也可以收回来，但他并没有在“收”上着墨太多。

费老在《乡土中国》中也提到了自己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自己人关系有两种生成方式，一是亲缘性，二是交往性。从关系类型来看，也大致可以分为亲缘性自己人和交往性自己人。自己人的两种生成形式是可以区分清楚的，但两种自己人关系却并非截然区分的，比如亲缘性自己人也可以通过交往变为交往性自己人，交往性自己人也可以进入亲属关系变成亲缘性自己人。

自己人是差序格局中的突变，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一个人可以在缺失交往性自己人的情况下通过亲缘性自己人获得人之为人的本体意义，反之则不然，即使可以获得更全面的功能满足，却无法弥补本体性价值的空虚。比如“死门子”是指那些埋头过日子却极少与村落中其他人发生社会交往的家庭，他们虽然因此会缺少许多社会支持——交往性自己人，但仍能通过家族——亲缘性自己人获得必要的功能性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生前有人供养死后有人祭祀的完整的“人”，他们作为人的本体性意义照样可以获得。相比之下，没有家庭的“光棍”尽管可以通过参与社会交往获得交往性自己人支持，却因为缺乏亲缘性自己人——尤其是家庭，而被乡土社会认定为不完整的人。

再来看交往性自己人。这类自己人关系是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的。对中国人来说，社会交往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交往对象既有固定的也有不固定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和情境，交往规则和交往方式也会有所改变。交往性自己人的确立主要是“突变”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双方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确立自己人关系其实是“突然”完成的。2012年7月份，笔者在江汉平原官桥村做田野调查时曾与一位60多岁的老人讨论他的朋友关系。这位老人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给另外一个村的老人免费耕田，两人关系之好远近闻名，有村民说老人很傻，因为他很少得到对方的回报。老人跟笔者说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可以拿命换的，耕田算不了什么，他从不计较对方的回报。笔者后来去访谈老人的那位朋友，那位老人对此也是心安理得，并说这样的朋友才真正靠得住。

在众多交往性关系中，通过检验成为自己人的毕竟只是少数。现实中会出现交往双方的定位偏差，即“我拿你当自己人，你却拿我当外人”的情况，这说明“自己人”是可以作为交往期待而脱离实质内涵存在的，换句话说，将普通交往关系“自己人化”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交往策略。只要宣称将某人作为自己人了，就可以将某些交往期待加之其身，成为对对方的道德压力，促使其改变交往规则，用真正自己人的方式回报。

（摘编自王德福《乡土中国再认识》）

评弹在上海的落户和_______

①评弹在进入上海之前，主要演出在江南城镇和乡下茶馆书场，艺人们拜师学唱，背行囊，走官塘，闯江湖，在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往往以演长篇的“评话”形式出演。艺人上一码头，听客早已准备入座，一个长篇一天一回或数回连续说完，就“剪书”回程。所以俗曰“说书”。另有一种“弹词”，以弹唱为主。二者结合，便称“评弹”。

②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文化环境极为开放，大量苏州地区的文人来到上海租界办报创刊，卖文为生，在一个繁荣商业社会里很快形成了多元博采的商业文化。苏州评弹艺人纷纷闯入上海，沪上顿时书场密布。加上太平军之乱使苏州和江南商人平民大批迁往上海租界避难，上海一时江浙移民大增，上海城内本地居民也热衷苏州文化，评弹便在上海遍地开花。据1910年《申报》记载：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发展时期，三、四马路、大兴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同时，苏滩、申曲、绍兴戏……纷纷拥入上海，以至当时的京戏和昆曲，也必须在上海滩上唱红才算名角。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海派文艺已趋十分强盛。评弹名家都聚集在上海竞相献艺，吴侬软语的声韵深深打动了听客的心。至此，不能到上海来站稳脚跟的响档，就不能称响档了。

③这时候的上海各种戏曲的演出环境也在不断变化，逐步走向融入西方元素的近代化。上海书场可以男女平坐书场听书，正当苏州地区还在大禁男女同台演唱之时，上海破例成立了男女同演的评弹社团。男女双档的演出丰富了评弹的表演力，使刚柔相济的评弹更加受到市民欢迎。上海租界的宽容和自由，加速了评弹中心向上海转移。互相的平等而激烈竞争也快速地优胜劣汰，评弹的演唱水平得到快速提高，这自然使得在上海说书的评弹艺人成为业界精英。

④上海的文化娱乐场所也在中西融合的背景下不断创新。一批新型专业书场在三十年代中叶涌现了，顺从听客的需要，原来的每场一挡书变成每场三、四档书，还注重内容长短文武悲喜的搭配，并且舞台也进行了革新，加入了灯光、音响等现代化设备。上海当时出现了一批容纳各种曲艺表演的“游乐场”，各游乐场纷纷与评弹名家响档高薪签约，培植自己的评弹艺人势力也是游乐场老板吸引游客观众的手段之一，与当代签约歌舞演出团体是一样的意思。大世界的茶厅书场，新世界的雅聚厅书场，云外楼的屋顶花园书场纷纷开张，连仙乐斯、米高美这样比较西式的夜总会，也是晚间做舞厅，下午做起了书场，可见书场在当时的流行。这些书场座位宽敞，一人一椅，还供应各种小吃，夏季装有电扇，闲适怡情。

⑤评弹听众的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原先的底层市民外，文人雅士、洋行买办、写字间先生、青年学生都成了评弹的“粉丝”。一些知识精英参与到评弹创作中来，把新出的时尚小说迅速转写成优美的评弹唱本，这与昆曲在明清的际遇是一样的。并且这些文人还成了最牢固的票友和最给力的曲评家，为评弹艺术和评弹名角大唱赞歌。

⑥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的艺术氛围推动了评弹在表演艺术上的创新。评弹一方面受到其他剧种的启发，一方面也是与大都市文化融合的需要，变得更加新鲜活跃，从内容到唱腔到台风，都迎合了新观众的需求，得到了提升。在剧目上他们迅速吸收反映海派市民文化的内容，比如《秋海棠》《啼笑因缘》那样的长篇小说在上海刚刚发行，评弹艺人或约请文化人士立即将它改编成长篇评弹，精制“弹词开篇”，可谓领风气之先。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他们则吸收了电影、话剧等现代表演手法，紧跟潮流，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超级in。上海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促使说书先生情绪昂扬，听众轰动，说书便会临场发挥、噱头连连，观众则又如痴如醉，游乐场书场成为市民迷恋的流连忘返的笑舞台。

（选自钱乃荣《上海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