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的方式，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从“考试式学习”向“破案式学习”的过渡。

此话怎讲？

过去的学习，知识的门类是固定的，问题也是清晰的。而且这些知识都已经被体系化，以文字的方式确切地写在经典里，你只要去学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求知方式应该是勤奋、专精、系统化地学习，而学习效果由各种各样的考试来衡量。这种学习模式被称为“考试式学习”。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有过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传统社会显然更需要刺猬式的专家，但是今天，“考试式学习”模式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第一，人类的知识总量已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消化。第二，知识的确定性正在丧失。知识本身在频繁更新，今天还是共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对了。问题越来越多，但是确切的答案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美国顶级畅销书作家庞德斯通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开脑洞的办法：除了专长之外，你要尽可能多地、碎片化地掌握一些知识的皮毛，不用系统，不用深入。

过去的知识是固化的，学习者跟它的关系，有点像人和财富，是占有关系，占有得越多越富有。但是现在不行了，知识多到你根本就占有不过来。

打个比方，过去水很少，而自己这个容器很大，往自己这个空桶里装水，当然是装得越多越好。而现在，水已经多得像大海，你就别想往身体里装了，学会在水里面游泳就好。

不管什么知识，都成了你踏入未知世界的踏板。一个片段的知识，会成为你求知路上的援兵，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的接应。它不是答案，但它是通向答案的钥匙。

还记得那个爱下围棋的数码工程师吗？过去，围棋只是业余爱好，但是现在，正因为他对两边都懂一点，所以，击败人类棋手的人工智能AlphaGo才可能是他开发的啊。

那些一鳞半爪的知识，孤立地看可能没有用。但它极有可能在机缘凑巧时，填补一个你认知世界的空白维度，那它就是价值连城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的时候。他马上判断出他是一个从阿富汗回国的军医。为什么呢？因为华生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同时还有军人气概，那他肯定是个军医。左臂动作僵硬，说明刚刚受过伤。那当时什么地方刚刚打完仗，有可能让一个军医受伤呢？阿富汗。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你看，福尔摩斯只需要一个片段的知识——阿富汗刚打完仗，就足以让他完成一整套推理。他并不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场战争。

这就是“破案式学习”。过去的学习，是面对已知的学习。现在的学习，是面对未知的学习。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选自《青年博览》2019年第7期，有删改）

材料一：

1987年，广东台山海域发现一条满载货物的古代沉船。这艘沉船被命名为“南海 I号”。此后30多年，针对这条宋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14万件各类文物。

“南海I号”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的“福船”类型；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福船”，实物，其船体结构和建造手段为研究南宋时期的造船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南海I号”的船体结构和船中瓷器情况来看，该船极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目的地有可能是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而对沉船上那些具有域外风格金器的产地研究或许能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

“南海I号”沉船由于受到海洋生户、非法盗捞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并不适宜；沉船海域几乎为零的能见度和复杂海况又使得以水下考古方式进行的原地发掘无法科学实施。面对这一难题，中国水下考古专家创造性地扩“整体打捞”的方案，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后期室内发掘和异地保护。“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是我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编自魏峻《一艘自南宋船——开启中国水下考古新航程》）

材料二：

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水下的文化遗产开始得到不断的开发，同时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根据国法则和条例，出台相关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条文，并制定相关的规范政策。因此，世界上9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参与制定，并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公约》强调的基本原则有：

（一）“为全人类利益。水下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各个国家都要对其进行保护。

（二）原址保护。鼓励人们以负责的和非闯入的方式进入仍在水下的文化遗产，以对其进行考察或建立档案资料，人们的这些活动不应该妨碍对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

（三）不应该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以交易和投机为目的的商业开发。

（四）合作共享。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相互合作帮助，有可能的话，也应在对这种遗产的调查、挖掘、记录、保存、研究和展出等方面开展协作。

（摘编自万晓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原则的应用探析》）

材料三：

1985年初，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打捞了一艘我国古代沉船“泰兴号”，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出于“物以稀为贵”的想法，哈彻砸碎了其中60 多万件，将剩下的交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那次专场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国家文物局得到中国瓷器将被拍卖的消息时，曾经试图阻止，惜未成功。于是，文物局委派专家携3万美元赶赴荷兰进行回购。但高出起拍价十倍的成交价让我们在拍卖之时根本无力举牌，最终黯然归国。随后“发展水下考古研究”的建议提交给了国家文物局。1987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之后培养了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为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行之《中国水下考古25年》）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土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材料一：

材料二：

2005年，当时正在建设的北斗二号系统的原子钟突遇问题。原子钟就如同一块“手表”，为卫星导航用户提供精确的时间信息服务。高精度的时间基准技术直接决定着系统导航定位的精度，对整个工程的重要性如同人的心脏。

当时还想引进，但人家就不给你。因为这是个高精度的东西，他们要对我们进行技术控制。没有原子钟，这个系统基本上就是空中楼阁。

国外的技术封锁，坚定了科研人员自力更生的信念。大家有了一个共识，核心关键技术必须要自己突破，不能受制于人。当时北斗人有一句话，“六七十年代有原子弹，我们北斗人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原子钟”。

他们成立了三支队伍同时开展研发，并在基础理论、材料、工程等领域同步推进。就这样，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科研团队就攻克了原子钟这个最大技术屏障。不仅如此，现在用在北斗三号上的原子钟，已提升到每300万年才会出现1秒误差的精度，完全满足了我国的定位精度要求和卫星的使用寿命。

（摘编自“央视网”）

材料三：

2018年7月29日9时4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第33、34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第四次发射。两颗卫星均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9、10颗组网卫星。

根据计划，今年年底前将建成由18颗北斗三号卫星组成的基本系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从这次发射开始，北斗卫星组网发射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期。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四：

据俄罗斯《劳动报》网站8月26日报道，中国已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展开激烈竞争。今年北斗系统将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两年之后，北斗将向全球提供导航服务。

报道认为，中国对太空领先地位的积极争夺令美国等太空强国感到不安。尽管中国每年对太空项目的60亿美元投入与美国的400亿美元相差甚远，但中国发射的卫星数量却与美国不相上下。此外，中国还打算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实现载人登月的国家。

报道称，在与美国竞争的同时，北京努力发展与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两国正在进行有关建立联合轨道空间站的谈判。俄罗斯也希望与中国共同研制超重型火箭。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