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儒、法、道各派皆有其特色鲜明的吏治理论和方案。儒家以“君权神授”和“以德配天”理论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并从“人性善”的前提出发，对权力行使者寄予“自我良善”的期待。对待吏治，儒家遵循着“伦理学”的思路：择贤人执政并以德礼约束官员。儒家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约束，希望通过对权力执掌者的道德引导和改造，实现权力的正义本性。孔子有关君子、圣贤的人格理想和追求，首先是针对执政者提出的，其“庶人之礼”与“士人之礼”的区别，同样意在给权力执掌者提出更高的道德性要求。在儒家的社会等级理论中，统治者阶层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要与其重大的伦理责任相对应：士者为仕，不仅要自己修身以成仁，还要为“一国兴仁”，为“天下兴仁”，要“泽加于民”。儒家的吏治思想内涵存在于其博大的“仁学”理论体系中。这一理论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为权力执掌者的自我约束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其反复强调和敦促统治者以德修己、立身惟正的理念，也对现实政治和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儒家“伦理学”思路不同，法家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强调君主运用“法”“术”相结合的手段控制驾驭百官臣下。法家批判儒家喻君臣为父子的“亲情谎言”，而以“上下一日而百战”来解读现实中的政治关系，在“君臣利异”及“坏人”假设的前提下，主张对臣下全面防范、制约。韩非子认为人君若要等待臣下“忠其心、诚其意、不我叛”，必将陷于被动。对待臣子，君主唯有主动出击，科之以法、驭之以术，方可立于不败。因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法家吏治思想的核心：严明赏罚，奖功罚过——广泛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处罚官吏的违法行为，督促官吏尽职守法。在以法治吏的同时，为君主者还必须懂得和善于 运用权术驾驭臣下：暗中试探、观察、发现、控制、打击臣下的种种不轨行为，以“非常”手段实现权力控制。“法”与“术”相互配合，构成法家吏治主张的主体框架。

在吏治问题上，道家对现实中的政府权力及制度的合法性心存质疑：“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道家看来，现实中的圣人及其礼法制度都是失道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和正当性于天道无据，甚至是违反天道的结果。在道家观念中，政治实为“恶之源”，只有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作为，实现“权力谦抑”，才能矫治天下乱象。在现实的吏治问题上，道家的主张和理论贡献如下：主张“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权力价值取向，为吏治的开展提供前提和方向；以“守道”“无为”为权力运行法则，借此批判现实政府的扰民之政，主张废止“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恶法”；以效法天道、抱朴守真、崇俭寡欲等修身理论告诫天下人秉持中和，克服贪欲和自我膨胀，对执掌权力的官员来说，以上告诫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科学与人文

科学研究表明，与左半脑密切相关的逻辑思维同与右半脑密切相关的形象思维很有差异，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的科技活动同与形象思维密切相关的人文活动也很有差异。然而，这种差异，正好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不同而和，浑成一体。人为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文理分离，学理工的不知人文，学人文的不知理工，就是所学的专业，内容也很窄狭。这势必严重地妨碍、制约、损害乃至扼杀人的本性、灵性、创造性的发展，势必导致培养出梁思成先生1948 年所讲的“半个人”，也就是“非全人”。

表面看来，科学是求真，解决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问题。它要回答的是：是什么？为什么？回答得越符合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就越真，越科学。科学技术活动主要同逻辑思维紧密联系，思维极为致密、严格，步步为营，不能越雷池半步。而人文是求善，解决精神世界的认识问题。它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回答得越有利于人民就越善。人文活动主要同形象思维紧密联系，思维极为开放、奔放，规矩虚位，妙想天开。但是，科学与人文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

科学与人文都有着明确而强烈的追求。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追求者都在为所追求的美好而献身，一生无悔。诺贝尔奖获得者、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克里克自传的题目就是“疯狂的追求”，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始就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切献身于自己所追求的崇高事业的人，都是将一生与事业融为一体，如同苏轼赞扬一位画竹者时所写：“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这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最崇高的素质。何况，真与善不可分割，真、善与美往往也是浑然一体的，求真、务善、完美。其中也包涵着“新”，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老子》讲得何等深刻：“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一个对自己事业的执著追求者，人可谢世，而精神、事业、价值却万古长青。科学与人文都承认客观实际，努力揭示客观本质，认识与尊重客观规律。因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干万件事，格物，致知，充分重视调查、实践、研究。科学技术固然如此，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自横”二字准确地描写了无人的小舟在溪流急涌时，是横在溪流中，而不是依水流而纵置，这是水力学原理所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紫”一字不是虚构，不是乱造，而是正确地反映了在一定条件下光发生“漫射”的结果。还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诗中的“直”、“圆”、“低”、“近”等字，既是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又完全符合科学原理。苏轼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如同科学一样，人文也力求透过现象，揭示客观本质。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如何美化或丑化，不管如何夸张，漫画几笔，确如其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就是现代数学一个分支“拓朴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拓朴学”是研究图形的，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这就是“特征不变量”，即事物在此条件下最具有本质的东西。漫画的几笔，在任何夸张即在任何变化下，仍能准确地反映其特色，揭示其本质，即所谓“神似”，不似的最似，而决非“形似”。这不是“特征不变量”是什么？严肃音乐中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神似”的动作与意境，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

人文也力求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科学是求真求是，文艺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以载道”，“道”就是客观实际及其本质与规律。一部《红楼梦》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结论与人生哲理；一篇《种树郭橐驼传》揭示了种树的规律，道出了“无为而治”的本质；一篇《游褒禅山记》揭示了达到成功的三个条件：有志，有力，客观条件，多么准确！一篇《阿房宫赋》揭示了一个政权兴亡的规律。至于《徐霞客游记》、《水经注》等是科学著作，还是人文作品，更是难以分开了。

科学与人文共同培育人良好的非智力因素。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事业上的成功，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占了80%。美国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商》中指出，情感智商比智商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生活的幸福所起的作用远为重要，所占比例达80%。其实，这里所讲的情感智商就是非智力因素。丹尼尔·戈尔曼在中文版序言中，将情感智商归纳为五个方面，概括地说，就是自我管理与调节人际关系，这正是人文所应解决的问题。只要研究一下《论语》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完全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甚至比这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孔子讲的“仁”，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一方面，“君子成人之美”，“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另一方面，君子“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而这一切应建立在承认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即科学的基础上。《大学》开章明义讲了“大学之道”后，立即指出“格物”、“致知”是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基础。格物，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致知，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这就是科学。

（摘编自杨叔子《融则利而育全人》）

谈谈数字化书写

刘皓明

①书写方式在文学乃至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经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我跟用中文写作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直接在键盘上输入汉字。比起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现在的输入法使用起来方便了很多。但我恐怕这样的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等——而不是输入法本身有了多大改进。我甚至觉得，这几年各种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坐在计算机前写作就像从塌方的房子里搜寻财物，灰头土脸，费力地拨开错字的瓦砾和脏话的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②我用过的汉字输入系统近年来有两种，应该也是今天最广为人使用的那两种，而且我只用拼音输入法。作为学者，汉字输入系统的用途对我来说主要当然是学术写作，但是如今用通用的汉字输入系统打任何业务文件，无论是学术的还是其他一般性的公文，都很费劲。因为按照拼音打出的字词，排在前列的有大量的字或词条是网络语、脏字、表情图甚至是内容猥亵的图案。

③我不知道汉字输入软件在业务性(相对于娱乐性)的使用上占全部使用的比率是多少，是否娱乐性而不是业务性的使用占了全部使用的绝对多数，也不知道使用者的年龄分布和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是不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绝对多数，但是我所接触的几种主流汉字输入法肯定主要是为青少年娱乐设计的，是网吧风格的、混混儿风格的、网瘾患者友好型的，但绝不是服务于成年人乃至青少年从事其各自业务和用于学习的。

④这种状况跟我所熟悉的英语德语计算机输入状况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书写规范化的相对严格形成鲜明对比。诚然，英德等西方语言除了手机输入法有文字联想功能外，计算机文字输入的确都是一个个字母的输入，不像中文这样需要拼音输入然后在大量的同音字词中选择正确的字词。但是英德文字输入软件带有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同义词近义词词库等功能，这些功能类似于中文输入法的联想功能的地方在于，两者都体现了产品生产者在语言规范标准上的立场与政策。两者之间不同的，则是这些西文软件绝不像中文输入软件那样，努力迎合任何一种新的口语和网络语的语用潮流而无视语言学家们制定的标准语言规范，更不会推广脏话。

⑤如果网络语乃至脏话泛滥旨在迎合年龄和教育水平处在低端的用户，旨在服务于业务性应用的功能也同样问题重重。我这里不想说词库中的词组常常包含错字、非词语组合大量出现在词库等等情况，只想说说繁体字的问题。由于需要引用古籍，我常常要输入繁体字，但是繁体字库中错字连篇。比如最常用的字“爲”，无论拼音输入后的首选字还是含爲字的多音节词，都被设计成“為”，甚至所有以这个字为偏旁的汉字例如“僞”、“潙”等也都用这种异体繁体字。这样的混乱不仅见于网络，连正式出版的古籍都这么印，例如新近出版的《杜甫诗全集校注》。仅次于“為”的繁体字滥用大概要属“著”，被用来取代一切“着”字。据我所知，这种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在字体选择和设计上依从了台湾地区流行的字体，而台湾地区使用的繁体字体又常常受到日文简化汉字的影响，“為”应该就是依据“爲”的行草字体简化来的，而不是依从了语言文字学的经典和机构。

⑥众所周知，语言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和变异的，但是在成熟的现代社会里，语言就像任何流通物品一样，是被规范甚至是被立法的。这些规范和立法总的来说偏向于保守，它会有选择地承认和接受伴随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所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但是绝不会承认、鼓励、散布网络俗语、脏话、不规范缩写简称等等语言污染。的确，没有任何机构可以阻止人们在口语中发明和使用新俚语新俗语等规范之外的语言，而且也实在没有必要阻止。但是一旦进入书写，情况就不一样了。早在一个多世纪前，H.W.Fowler和F.G.Fowler在其名著《标准英语》(The King English)中就说过，俚俗语(slangs)除了在对话里外不应该出现在写作中，这话我看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效。

⑦当然今天的情况复杂些。在数字化书写的今天，并非所有数码输入的文字都是写作。社交媒体的文字输入的确就是口语对话的另一种形式而已，算不上是写作。但是使用WORD等文件软件时的文字输入则都应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写作：无论写的是应用文，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文学创作。换句话说，在计算机上使用办公软件输入文字时应该被视作是文字输入软件的业务应用。那么，用于这样输入文字的软件是应该首先甚至是排他地方便使用规范语言的合理合法使用呢还是要增加合理合法使用规范语言的难度而给不规范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呢？　是服务于业务使用呢还是服务于娱乐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⑧造成汉语文字输入目前这种混乱状况，除了马虎的工作态度和习惯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对成规的轻视甚至无视。这些年来风行的网络语有不少就是无知者们狂欢的产物，比如近年来流行的“囧”字等等。变化无常的网络流行语和相对稳定的书面语是要划出一个界限的，就像民间与体制、一时的时尚与历史久远的传统之间是有区别的；书面语是需有规范的，就像社会有法律规范一样。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当下流行度来决定，而民科民哲民骂并不能因为来自草根就应被视作天然具备高于体制的道德水平乃至专业水平。不尊重规范、纵容无知对规范的冲击行为就如同纵容医闹一样，最终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败坏的是我们整体的文明水平。

（本文刊于2016年9月14日的《文汇报·笔会》）

铁匠铺

马宝山

①那时侯，冯氏铁匠铺没名。冯铁匠不打钉，不造镰，不锻钎，不铸犁。冯铁匠专给驴马骡挂掌。冯铁匠最拿手的是使马绊子。客家要挂掌，牲畜拴到冯氏铁匠铺门前的木桩上，冯铁匠手端半瓢苞米粒儿送到牲畜嘴边，另一只手在它身上搔痒。那生灵嘴里吃得香，身上搔得舒服，却不防被冯铁匠猛地一个绊子按倒在地，膝头压住脖颈，从腰间抽出一节绳索在四蹄上结了死扣。接着刮蹄、配掌、挂钉。牲畜的主人一袋烟还没抽完，冯铁匠的活利落脱手了。那新挂掌的牲畜站起身抖出一身的威仪，四蹄生风，踏出一路清脆。

②多烈的马、多倔的骡，冯铁匠只要一个绊子，就没有绊不倒的。

③冯铁匠从小练就一条神腿。

④小镇南街竖起一座炮楼，里边住着四五十皇协军和一小队日本鬼子。小鬼子队长吉田喜欢摔跤，炮楼里几十号人摔个遍，没对手就到小镇街上找。见到身强力壮的汉子就拦住：“哟西，摔跤的有……”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扯着胳臂就摔。赢了，叉开腿一站，让摔输的人从他胯裆里钻过去。

⑤一天，吉田在冯氏铁匠铺门前拦住一个乡下汉子摔跤。赢了又要叫乡下汉子钻他的胯裆。乡下汉子不从，被吉田一阵踢打。这时冯铁匠走过来问吉田：“摔输了就钻胯裆?我替他钻!”说完趴下身子从小鬼子的裆下钻了过去。在一片唏嘘声中，冯铁匠慢慢站起身，立到吉田面前，煞了煞腰带，拽住他的胳膊，脚下猛地一个绊子，将吉田啪地摔倒在地，扶起来连着又使两个绊子，摔得小鬼子吉田鼻青脸肿，赢得满场喝彩。冯铁匠抱住膀子叉开腿，做出让吉田钻裆的架势儿。在冯铁匠淋漓的大笑声中，吉田脸上憋出猪血似的紫红溜出人群。

⑥几天后，小鬼子吉田从保定城请来一个叫大雄的摔跤手。听说大雄在入伍前是日本北海道的职业摔跤手。大雄与冯铁匠要一决雌雄。

⑦场地就圈在铁匠铺门前。第一回合摔了个平手，都摸了一下对方的招式。第二回合，冯铁匠输了，第三回合冯铁匠也输了。又摔两跤，冯铁匠的那条神腿都没用上。吉田拧出一脸淫笑，逼冯铁匠去钻大雄的胯裆。大雄摆手不让，要冯铁匠喊一声“日本万岁”就饶他。

⑧冯铁匠额上青筋暴突，忽然从墙角抱过一个石磙，将一条腿搁在铁砧上，双手高举石磙，“咔嚓”一声，砸断了那条神腿，晕厥倒地。

⑨大雄脸上一阵抽搐。吉田令人打来一桶冷水，泼醒冯铁匠仍逼他喊“日本万岁”。

⑩此时场上围观者众，极肃穆，肃然盯住冯铁匠拖着鲜红如旗的腿，一步一步爬到大雄面前。大雄退一步弯下腰欲将这位铁汉子扶起来，却被冯铁匠一手甩脱。大雄又后退三步，摘下军帽深深地给中国的这位铁汉鞠一躬，然后拉着吉田慢慢退出人群。

⑪半年后，冯氏铁匠铺又传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震得满街铿锵。冯铁匠单腿独立，站在铁砧前，打钉，造镰，锻钎，铸犁。

⑫炉火纯青，映得冯铁匠通体紫光。

（有删改）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议，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