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小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宋元时代，杂剧、南戏迅速发展，小说发展也出现了与它的存在在形态和历史命运休戚攸关的重大选择。小说由案头写作被抛到市井演说，由说话人发挥“舌辩”，讲述着古今故事、市井风情，并汲取了市民社会的经验、欲望和趣味，最终为世俗娱乐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文化方式。由此，小说以话本的物化形态，与无限丰沛鲜活的民间智慧结缘，为自身的白话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动力。话本的含义是话之本，包括说话之所本和说话之文本，它是说话留下的文字形态。话本的特质。在于它源于民间，它以民间智慧改造了宋元文学总体结构。

②话本小说的发展，与当时的人气旺、财气旺和娱乐气旺有着深刻的关系。“三气旺中首先是人气旺。宋平残唐五代之知，经一百五十年承平发展，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人口突破一亿，远远超出盛唐时期官方统计的五千多万。南宋国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人口仍达六千万左右。农业经营趋于精耕细作，粮食亩产约为唐代的一倍半。这就提供了一个基础，有力地支撑着纺织、印刷、制瓷、造船、冶金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在几十万以上，甚至达到百万的城市。其次是财气旺。宋代城市的商业功能增强，商贾设立行会，行商长途贩运，与辽、夏开设边境贸易的榷场，与大理国茶马互市，开通泉州、广州等地的海上陶瓷之路，使得富商巨贯的财产在百万贯以上。与此相应，在非主流文化中出现某种重视商业的观念。商贸的发展，促使在大量铸造通宝铜钱的同时，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其后一工百年间发行量增加二三十倍，最多达三亿多贯。直到元朝忽必烈时期，明令用纸币取代银币、铜钱。这些都从特定的角度反映着城市商业已具规模。

③人气和财气在城币汇聚，就产生了其三—一娱乐气旺的效应。宋以后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四面设墙、坊与坊、坊与市分隔的坊里制，而采取了临街开店、四通八达的街巷制，这就出现了聚散方便、表演热闹的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各路艺人在那里表演杂技、魔术、相扑、皮影、傀儡、弹唱、说话伎艺，市民文化相当繁荣，并且有了夜场或夜生活。只要对比着阅读宋人写的《东京梦华录》一类城市风情笔记和唐人写的《教坊记》，就不难理解一种新的城市娱乐需求促进了说话伎艺和话本小说的丰富发展。丰富的大众娱乐美学可能形成了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等书中开列的“说话四家”。说话门类的出现，表明行业发达和众多艺人业有专长。说话艺人组合成雄辩社，又有书会才人撰写文本，因而各种说话名目如春草繁生、旋生旋灭者当不在少数，但一些杂书和目录书留有篇目的尚有近二百种，经过整理存世的宋元话本尚可读到五十种左右。

（节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图志》）

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宋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井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有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哪个朝代最适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适合普通人的文化娱乐。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搏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超越了唐代。唐代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节选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拿去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来”，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还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是礼仪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心存疑虑。其实，这些同志未必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一些东西，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时了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那也不能使我们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当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绝不会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

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的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