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那么逍遥是否就是超越小知小年，突破限制？庄子在《齐物论》篇中又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似乎又要反对执著追求大知大年了，然则我们应如何了解庄子的意思？

“逍遥”，自然是指对任何依待与条件的超越和破除。然而这理解只是初步的。从客观的现实世界来看，任何事情都必然是已被置于因果网络之中。而所有现实存在又皆有其实际条件之依待，有果必有所依之因。要说有待，一切事物都是有待的，就算列子御风亦有待于风。那么，庄子所讲的破除依待是如何可能的？郭象《庄子注》认为，逍遥之义必须从圣人的修养境界上立言。逍遥所描述的是心灵观照宇宙万物的境界，而非对客观外在世界的经验描述。宇宙万物从逍遥境界观照而言都自尔而独化，自生自在。这种观照的境界，乃一艺术境界，而非道德修养境界。这种境界即道家无己、无功、无名的“去碍”，从而达致庄子所言“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一种含生抱朴、各适其性、天机自张的道家之境。所以，从无待逍遥而言，则大鹏小鸟皆同。郭象说：“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然而这里或会产生一个问题：反观《逍遥游》的文本里，庄子似乎有意抬高大鹏列子彭祖大椿，而贬低斥鴳宋荣朝菌蟪蛄，即庄子所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岂不是与郭注“各适自性，逍遥一也”的说法矛盾吗？

郭象认为，这当中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还透露了庄子的精义。因为在庄子那里，所谓大小、长短、夭寿、高下之差乃是由于对待比较而成，是我们成心的知见。正是由于出自比较，则小年固然不及大年，然而大年却永远可以有一“更大之年”去与它相比，则大年亦成小年了。可见落在对待关系之中，有待是必然的，永远无法逍遥。我们必须平齐是非，抛却对待，正如《齐物论》中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既然“莫寿于殇子”，则如何“小年不及大年”？可见《逍遥游》中的讲法不可执实。其实，逍遥若是一精神境界，则无论是彭祖还是蟪蛄皆可逍遥，端视其有否为物所累而已。我们要明白“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说所透露的是超越自身限制的意思，却不应执实于此。

郭象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圣人……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真正的圣人，“出世”而未尝不“入世”，“入世”又未尝不“出世”。所以郭象认为尧才是真正的逍遥，正因为他不似许由自限于深山之中，与俗情世界对立为二。相反，尧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无为而治天下，不以桎梏为桎梏，便做到了真正的无待，真正的逍遥。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溢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在《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关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面对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不同国家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宗教、不同风俗习惯，正在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为 世界带来多重惊喜。

第一重惊喜，来自经济的发展。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关心的时点是当下，最在乎的事是早晨醒来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如果一个倡议或理念能够让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多、腰包越来越鼓，那么它的朋友圈就注定越来越大。从“中国西部——西欧国际公路”基本建成，到巴基斯坦卡西姆港1320兆瓦电站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从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 亿美元，再到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一个个不争的事实，反复验证着5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惊喜。

第二重惊喜，来自人心的凝聚。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时，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此时，如果进行零和博弈，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就会把世界经济推向“死胡同”。面对 经济全球化遇到的挫折，中国为世界提供了 “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实践中使之成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如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一系列顶级会议、对话机制和国际组织，正在重新凝聚人心，为世界经济治理带来惊喜。

第三重惊喜，来自合作的紧密。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世界各地民众彼此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世界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公正性、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的追求，顺应了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平台与载体。“一带一路”将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这无疑为“地球村”居民共绘美好蓝图带来新的惊喜。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尽管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不难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三重惊喜''将以更深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更广的范围为人所感所知。

（摘编自王俊岭《望海楼：“一带一路”为世界带来 三重惊喜》，《人民日报》2019年4月24 日）

研究作者的生平事迹，以推断作品中的意向，将诗人的仕宦出处、爱情生活、师友渊源乃至异闻轶事，都列为作品意义与价值的可靠指引，这种鉴赏，是传统方法中常用的，像《唐诗纪事》《宋诗纪事》及许多诗话，无不如此。后来写文学史、诗史的作者，也都是采用这种历史的鉴赏法，着重于诗歌本身以外的材料。谈到诗歌的本身，便只用些抽象的辞汇来形容，像讨论到高适的诗，不是渲染他“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的神话，就是详述他在旗亭看“妙妓”唱诗的趣事。对作品本身的鉴赏，最多说它“风格雄放”，能将它与岑参的诗作一比较，说什么相异处是“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相同处是皆以“悲壮为宗”，稍稍涉及作品的本身，已经算是说得很透彻了。传统的诗歌鉴赏滞留在这个圈缋中打转，历时甚久，许多说诗的资料，重复引用，愈积愈多，至清末的夏敬观作《唐诗说》，总结前人所说而集其大成，可以举为这一派鉴赏法的代表。就缺点而言，这样的鉴赏往往将作品内在的结构忽略，我们不否认研究作者的历史，是与作品的鉴赏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但作者的生平历史往往只数十百言，即使加以编年纪事，一年所纪仍有限，要想了解每首作品仍有其困难，而即使了解诗作的本末，与了解诗作的艺术成就依然是两回事。若作品的本身被忽略，则鉴赏家退居为史评家，诗的鉴赏就会全部落空。

所以考明了作者的生平事迹，还应据以深究作品的艺术结构。譬如鉴赏杜甫的《宿府》诗，据生平历史，知道此诗作于五十三岁，杜甫入严武幕府，做了工部员外郎，赐给绯鱼袋，就“杜工部”的宦途而言，乃是漂泊一生中最有依靠的岁月。全诗是：“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矩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从末句中知道他有“姑且相就”的心思，但鉴赏不应限于此，该就诗作去分析脉理，发现“独宿”二字是通篇的眼目，“井梧寒”“蜡矩残”，当然是在写独宿，而“永夜角声悲”时自言自语，也是独宿的凄凉景况，“中天月色好”时谁共赏看？也是独宿的无聊心情。“悲”也罢，“好”也罢，结果一样凄凉无聊，如此一顿一挫，神味加倍隽永了。下面风尘侵寻、乡书阔绝，写来也来不得；关塞萧条、归路艰难，写去也去不得，这才是“姑且相就”的独宿原因。然而“一夜独宿”时寓有多少“十年”中的感慨；“一枝栖息”间寓有多少漂泊的空间，今日暂依于此，思绪翻腾，必然是凄恻不眠了。全诗脉络紧凑，命意悲壮，得历史生平的配合而益为彰显，如此才是理想的鉴赏法。

（节选自黄永武《中国诗学·鉴赏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