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正是凭借着生活中丰富的想象力，结合着自建安以来诗歌在思想上与艺术上成熟的发展，飞翔在广阔的朝气蓬勃的开朗的空间，而塑造出那个时代性格的鲜明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的艺术特征，就不可能离开那个时代而存在，它的艺术特征与时代特征因此是不可分割的。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我们如果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说法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人民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以艺术的重要渊泉民歌为例，绝大多数的民歌是歌唱爱情的，以《国风》而论，像《硕鼠》一类的篇章究竟是占少数的。

人民要求幸福的生活，当然就形成与黑暗面敌对的力量，这里为什么没有思想性呢？它的思想性就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又以为唐诗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因此它必然是在揭露黑暗，这说法也是不合逻辑的。不满足于现状固然可以是揭露黑暗的，但也可以是追求理想的，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一般的理解，特别是表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往往正是属于后者。屈原的《九歌》不用说，没有具体揭露什么黑暗面，就是屈原最有代表性的《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强烈的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黑暗面的描述。

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可是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有所不同的，这里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当现实中光明的力量被压抑而黑暗势力横行的时候，揭露黑暗就成为主要的手法。当光明的力量得到发展，而黑暗势力不得不退让的时候，热情的追求理想就成为最直接的歌唱。

屈原的时代正是先秦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跃进得最澎湃的时代，屈原作品中华彩缤纷的形象正是这一时代的写照。这与他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乃是一致的。而李白出现在盛唐时代的高潮中，其情形也正复相似。李白《古风》中少数揭露黑暗的诗篇，只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一方面，而李白诗歌上主要的成就，李白在诗歌史上典型的形象，却是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这里追求理想乃是它的主要方面。李白之所以被认为是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人，李白诗歌之表现为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也表现在这方面的作品上，而不是他那较少的《古风》中。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起《国风》来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反而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个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节选自林庚《盛唐气象》第六节）

颜色文化不仅承载着汉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的社会物质文化，而且还积淀了更加深层次的民族精神文化。

由于受五行学说的浓重影响，古代中国人的基本宇宙观念就是天圆地方，天地上下又分为东、南、西、北、中五方，它们分属木、火、金、水、土五德，各具青、赤、白、黑、黄五色。或许因为这五色是天地之间五大地域的本体颜色，所以历代视五色为正色，而把五色相杂而成的颜色如青黄之绿、赤白之红、青白之碧、赤黑之紫和黑黄之骝黄，看作间色。古人认为，正色的象征通常是正面、积极、向上的；间色的象征是负面、消极、低下的。班固《汉书·王莽传赞》中称王莽的政权是“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意思是说王莽新政就像间色、邪音和多出来的月份一样，是非正统的、不合法的。《礼记·玉藻》：“衣正色，裳间色。”孔颍达疏引南朝皇侃曰：“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朱蓝为正色，故常用于比喻纯正的品德和文风，《文心雕龙·情采》：“正宗耀乎朱蓝。”绿为间色，所以扬雄《法言·吾子》：“绿衣三百，色如之何矣。”注曰：“绿衣虽有三百领，色杂不可入宗庙。”

颜色赋予的涵义，与统治者的提倡有直接关系。紫色是蓝红合成的间色，其象征意义应该是负面的、消极的，本来不被人们所看重。可是，由于皇家的提倡，紫色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飙升为压倒一切的主色，几乎成为帝王的专用颜色，是皇帝化身的象征。《后汉书·霍谞传》注：“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之宫象而为之。”紫微宫，星官名，在北斗以北，以北极为中枢成两屏藩的形状。《广雅·释天》：“天宫谓之紫宫。”帝王为天帝之子，即天子，天子所居宫殿为紫宫。紫微宫成为皇宫的代称，紫城指皇帝居住的区域，以紫微垣喻帝居，故称禁中为紫禁。帝王的服饰尚紫，其它与皇帝行为有关事物都冠以“紫”，如诏书用紫色泥封口而称紫泥或紫书；紫历，指王朝享国的年数；甚至紫气也成为附会帝王、圣贤的祥瑞征兆。紫色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它通常是人的感情和主观观念的体现。

许慎《说文解字》中出现的众多颜色字：“红”、“绿”、“紫”、“绛”、“绯”、“素”、“缟”“绀”、“綦”、“缁”、“缇”、缥”等。显然，这些都是形声字，以“糸”为惟一的表义偏旁。“糸”作为细丝，乃是古代人们主要的人工服饰质料。由此不难发现，在古人的心目中，颜色与人的衣饰似乎具有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古代服饰的颜色具有区分贵贱及官职品位的意义。不同的时代中，同一种颜色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古代官服颜色是职位高低的象征，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可随意穿戴。战国以前，服色还没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帝王之服色，百姓可仿效，故有“邹缨齐紫”之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由此可见，服色逐渐具有区分贵贱意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摘编自佚名《浅析中国古代的颜色文化》）

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因其非客观性而天然向美生成，而被其规划的时间意识也同样表现出了强忍的审美特征。

研究中国人时间意识与天下观念的关系，首先要考虑中国早期农耕文明对其时空观念的影响。如果说早期中国文明的空间观念受其生产方式限定，那么时间观念也是一样，前者奠基于人对土地的固着，后者则依托于土地的生殖力以及物候和天象变化等过程性经验。

与现代科学习惯于将土地视为物理性存在物不同，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更多体认到的是土地的生命特征。如《说文解字》释“土”云：“土，地之吐生物者也。”《说文解字》释“生”云：“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土是孕育生命的土，土中包含着生命的元质；生是从土中而来的生，它以草木的萌发反证生命之于土地的本己性。貌似沉寂乃至僵死的土地，因其包蕴生命动能而天然趋向于运动，是时间的始点。以此为背景，由天地化育而出的自然物候变化，则构成了时间的表象。这意味着中国人基于对土地的固着和对乡土景观观察而起的时间意识，是其天下观念的有机组织部分。它赋予了原本静态的空间地理经验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从而使其在自然生命的流动变化中彰显出时间性。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观念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天下的中心地带，人们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在中国历史中，这种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像中国早期历法《夏小正》，其叙事模式与早期农事诗（如《诗经•七月》）并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一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