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就有美（有删改）

翟 墨

（一）

⑴“天生之物，无一无偶，无一齐者。”(刘大槐《论文偶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这统一物的矛盾，常常体现为“二”、“四”、“六”、“八”之偶。

⑵这“偶”，有时表现为中轴线两边的均衡对称。如合欢树的叶，蝴蝶的翅，人的耳目手足。鼻口虽为一，但仍然有左右鼻孔与上下唇齿之分。这“偶”，有时象征着相反相成的衬托或对比：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会，前后相随。”《老子》)

⑶“无独有偶”的观念几乎贯穿在各种艺术创造之中。北京紫禁城的建筑是以天安门--地安门为中轴左右对称的；中国古典小说章法中有正对，反对，有一卷中自为对，隔数十卷遥为对。中国的对联、诗词更讲究对仗，如有这么一副对联：“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既对仗工整而又拆字为数，其构思之妙令人叹为观止!

⑷这“偶”只是相对的，并非绝对平均的“一刀切”。薛雪《一瓢诗话》曰：“诗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领人偏多于雷同处见长。……惟其篇篇对峙，段段双峰，却又不异而异，同而不同，才是大本领，真超脱。”

⑸这“偶”推演到极致，便是中国宇宙观、美学观的高度概括：太极图与八卦。

⑹《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图的阴阳“鱼”，八卦的阴阳“爻”，都是以“阴阳”这一基本范畴派生出种种对立因素的复杂交织与运动变化，成为中国艺术美学原理的认识基础。

⑺在“偶”中，有一个不对称的偏正平衡。它构成一个最美的比率，那就是黄金比—1：0．618。实验证明，这个比率正同人在最愉快时的“信塔”胸电波高频与低频的比率相吻合。更有趣的是，葵花籽的巧妙排列，牵牛花藤的缠绕生长，自然界中许多美的生长曲线，都酷似数学上的对数螺旋线。而螺旋线的级数恰好相当于黄金率。

（二）

⑻“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汪中《述学·释三九》)

⑼在文艺作品中，对“三”颇为厚爱：画树画三棵，画人画三个。尤其是戏曲，《三打祝家庄》、《三顾茅庐》、《三气周瑜》

⑽实际上，“三”既不是对“一”的完全重复，也不是对“一”的完全否定，    在似乎重复中有微妙的进展；在好像倒退中却向更高的层次递升—换言之，“三”是事物螺旋形上升中的一个环节，波浪式发展中的一个波段，也是艺术布局或进程中一个美的单元。

⑾正因如此，一切事物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而且可以“一为三”。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有“上、中、下”，哲学范畴有“一般、特殊、个别”......正确认识“三分法”，可以避免对“两分法”的片面理解，避免“非此即彼”地走极端。这便是美学里中和、含蓄之美的数字依据。

⑿在文艺作品中还常用“五”、“七”、“九”表示多数或约数。其中，对“九”尤其青睐：九天九地、九流九派、九章九歌......其词之多，不可胜数!除了概示“极多”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美学意义。“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九，接近十而不到十，这是矛盾最尖锐、考验最严重、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把握住了九，就把握住了矛盾顶点前的最佳瞬间，就把握住了艺术魅力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9>10。因为10的绝对值虽然大于9，但作为“数”，它不过是1的螺旋形复归，它所标志的瞬间和魅力已经开始从数的顶点跌落下来，像中而复斜的太阳、满而复亏的月亮了。

⒀作为形式美的数学法则，除了太极八卦之外，还有一个九宫格。九宫，是八卦之宫——四方八达加上中央，合为九宫。西方称它为“魔方阵”。它横、直、斜的数字相加都是十五。根据数字的单双，可以创造出许多方形图案，同太极图式的圆形图案相伯仲。

（三）

⒁错综其数，参伍以变。数字的巧妙组合，可以产生层出不穷的审美情趣。

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辛弃疾《西江月·夜形黄沙道中》) 之情，跃然纸上。“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欧阳修《少年游》) 之思，牵人愁肠。“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之气，直冲云霄!......

⒃是的。有数，就有美!

秦汉、唐宋、明清中国建筑艺术基本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即实践理性精神。

世界各民族的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哥特式教堂等。而中国的大都是宫殿建筑，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居住。中国祭拜神灵在与现实生活紧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中国建筑不重在给人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它不是一礼拜才去一次的灵魂洗涤之处，而是能够居住或经常瞻仰的生活场所。在这里，平面铺开的建筑的有机群体，实体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就是说，不是像哥特式教堂那样，人们一下子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相反，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的亭台楼阁间，在这个不断的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与环境的和谐。

这种实践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的结构上，严肃、方正，井井有条。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形状体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

由于主要是世间生活的场所，供游乐享受而不只供崇拜顶礼之用，从先秦起，中国建筑便充满了各种供人自由玩赏的精细的美术作品（绘画、雕塑）。讲究斗拱飞檐，门、窗形式自由多样，追求色彩鲜艳。《论语》中有“山节藻棁”、“朽木不可雕也”。从汉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建筑中绘画雕刻的繁富，“金铺玉户”“重轩镂槛”，是对它们的形容描述。延续到近代，也仍然如此。

大概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园林艺术日益发展。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目标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出人意料，可以引发更多的想象和情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是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却表现着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们更为自由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思想。它通过各种巧妙的“借景”以及“虚实”的方式、技巧，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起来，而形成更为自由也更为开阔的有机整体的美。连远方的山水也似乎被收进这人为的布局中，山光云树，帆影江波都可以收入建筑之中，更不用说其中真实的小桥流水“稻香村”了。它们的浪漫风味更浓了，但也仍然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实践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渲染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实际上，它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道）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儒）罢了。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道法自然”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它以天人合一的“内在关系”立论，迥异于西方把人和自然视为对立的“外在关系”。“道”是必然性的普遍法则，渗透于宇宙万物之中。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要受这种自然法则的支配。和谐是符合自然法则的一种结果，和谐人生就是在各种关系中按照这些自然法则生活的过程。各种不和谐现象之所以产生，都源于背离自然。以身心健康而言，离自然越近，则离疾患越远。面对当今世界普遍性的各种危机，我们不能不赞叹“道法自然”的智慧。这种观念在探求生存与自由的同时，便已考虑到获取的前提，并把自然法则上升为人类的行为价值，值得现代人研究和借鉴。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残酷地破坏着自然，自然也无情地报复着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给世人带来了沉重的环境灾难，而人类再也无法承受生态恶化的报复，这造成了天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种种紧张。时至今日，汲取“道法自然”的智慧以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已显得非常迫切。“道法自然”注重天人相合，并非让人削足适履地消极适应环境，而是要“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亦即掌握客观规律而预先防范，由于采取的措施符合天道，因而不会受到违反自然规律的惩罚。而当天灾人祸突如其来降临后，亦遵奉天地消长变化的规律，应机而动，转危为安。

《老子》中“无为而无不为”所诠释的正是“道法自然”的上述含义。“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消极“不作为”，而是积极创造条件来合道行动的“无不为”：遵循自然规律而行，是“辅万物之自然”的“无妄为”，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为无为”。籍此使天地万物顺随本性而生，各得其所，以达成无为而成的效果。

我们既要顺应自然规律，又要适当加以引导、调整和改造，将顺应自然与改造自然有机结合起来，以此“参天地之化育，上下与天地同流”，方为“道法自然”天人和谐的最佳状态。正像卡普拉在《转折点》中所说：“在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中，道家提出了最深刻而精彩的生态智慧：强调所有自然和社会现象既是一根本的整体，又具有动态的特性。”这表明人类更应从基于自然主义的人文关怀角度看待自然界。“亲近传统，回归自然”既是一个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语汇，更是一股不容回避的世界潮流，是社会与时俱进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们不但要把“道法自然”的智慧化入个人的修养和生活中，而且要运用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划中。绿色发展对自然法则遵循“服从——认同——内化”之法，从而建立绿色规则，树立绿色信念，成就绿色之道。以“道法自然”传统为思想渊源的绿色发展观，既符合国人的文化心理需求，也顺应世界环保潮流，对于化解环境危机、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摘编自赵建永《道法自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