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人的历史教育与人文素养

王记录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所以特别重视对人进行历史教育，而在历史教育中，又特别重视培养人的人文素养。这些有关人文素养的内容，蕴含在中国古代史籍撰述和史家思想之中。

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不仅是“前言往行”等历史知识的灌输，而且还是“蓄德致用”等人生修养的涵育。唐代史评家刘知幾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生人之急务”侧重人生修养，“国家之要道”侧重借鉴资治，一为政治功能，一为育人功能。其育人功能，特重养善明志、学成君子、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存续传统等人文素养 的教育，这其中有许多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和优良美德。

彰往察来、古今通变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批史 著、史家对此进行过深刻论述，《周易》、《吕氏春秋》等典籍，及司马迁、龚自珍等人，都反复讨论彰往察来的重要、辨析古今关系的复杂，彰显了一种跨越特定时空来探察人生意义和国家治理的思维观念与方法。“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在这样的讨论中，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张力结构和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特别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史家们在自己的史著中表达了“远神”而“傲物”、“唯人为贵”的思想观念，蕴积了深厚的“人本”思想。从殷商时期的“尊神”，到西周的“敬天保民”，中国古代史学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逐渐怀疑“天命”而关注“人事”。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理论课题，对天命史观进行了大胆怀疑和批判。中国古代史家以“重人事”的观念教育人，对于破除天命迷信，鼓励个人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的名言“良史之忧忧天下”明确指出了古代史家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基本精神，具体到历史教育，主要表现为对人生磨难、王朝盛衰、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生民休戚的关注。这是一种“以天下为 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更高层次的人文素养。忧患意识由对自身命运的感知而进 入对社会现实的忧虑，由个体到国家，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史学一直担负着“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的功能，一是理论层面上，阐述史学的教化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云：“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二是实践层面上，通过撰述史著、褒贬人物，发挥道德伦理教化作用，彰显伦理是非，树为典型，供读史者取则。史家把历史上的善恶是非写进史书，并作出判断，以辨明是非。读史者看到 这些内容，得到警示和教益，学会做人，其意义重大。从上述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核心之一就是提升人的境界，从内心深处激发人们对于德行、伦理、信仰、审美以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从而具有纵览古今的历史眼光，刘知幾所谓“史之为用，大矣哉”，洵非虚语!

（2018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有删节）

①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五霸七雄等诸侯国各自为政，一方面竞相发展生产，注重商品流通，一方面兼并弱小，掠夺土地和财富。特别是对大量技术工匠的掠夺占有和铁工具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各种手工业的交流提高，各方面竞争的成就对纺织材料、服装裁剪工艺和装饰艺术，也无不发生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服饰局面。

②春秋战国时期,以丝麻为原料的一般纺织生产,空前繁荣起来。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又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陈留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一时，比普通绢帛的价格高出20多倍。南方吴越生产的细麻布，北方燕代生产的毛布、毡裘，西域羌胡族的细旃花嚴，无不精美绝伦。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发现一批古丝绸织物，品种之丰富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锦、绣、编组、针织等主要门类，其中通幅大花纹织锦表明那时已具有相当完善的提花装置和先进的织造工艺。同时周代往日珠玉锦绣不鬻于市的法规终被突破，这就更促进了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③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即便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商代以来，雕玉工艺不断发展，不断有精美线雕、透雕、高浮雕和圆雕艺术品问世。至西周由于“礼制玉”确定，读书人又渲染玉有七德或十德，兴起小件佩玉。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

④春秋战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空气对当时文化学术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精美服饰的流行。

⑤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在形式上，值得注意的一是深衣，二是胡服。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古人称道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主持礼仪活动)，可以治军旅”，认为它是一种完善服装。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从出土文物看，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实物的衣式具有代表性。这种长衣男女通用，应是服装史上备受推崇的深衣。

⑥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其衣制实与中原奴隶或其他劳动者短衣相类同，而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实物看，当时内地已有绵椅，《说文》解作“胫衣”,前面连腰，棕红绣绢裤面，锦边小口裤脚，两侧附装饰绦带，与胡服之别尤在于后面开裆。

⑦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猎人衣裤多扎得紧紧的，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装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

(摘编自沈从文《中国服饰史》)

小寒与物候

虽然在冰天雪地里，但先民们发现，小寒时期阳能其实在增加。小寒时期会依次出现以下物候：首先是雁北乡，雁将避热而回，尽向北飞之，至立春后皆归矣，禽鸟得气之先故也；接着第二候是鹊始巢，每向太岁，冬至天元之始至，后二阳已得来年之节气，鹊遂可为巢，始所向也；三候雉始雊，雊，雌雄之同鸣也，感于阳而后有声。

先民对大雁这种候鸟观察得十分仔细，大雁的行为也是古人判断节气的重要依据。大雁虽然还在南方过冬，但它们已经感知到阴阳的顺逆变化，阳气即将回升，雁群开始自南方往北飞回故乡。每当秋冬季节，它们就从西伯利亚一带，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中国南方过冬。冬去春来，它们又飞回到西伯利亚产蛋繁殖。在中国文化中，雁是禽中之 冠，自古被视为“五常俱全”的灵物，即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雁有仁心，一队雁阵当 中，总有老弱病残之辈，其他壮年大雁不会弃之不顾。雁有情义，雌雁雄雁相配，从一而 终，一只死去，另一只也会自杀或者郁郁而亡。雁在迁徙时总是几十只、数百只，甚至上 千只汇集在一起，互相紧接着列队而飞，古人称之为“雁阵”。“雁阵”由有经验的“头 雁”带领，加速飞行时，队伍排成“人”字形，一旦减速，队伍又由“人”字形换成 “一”字长蛇形，这是为了进行长途迁徙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在古人看来即为礼。雁有智 慧，雁为最难猎获之物，落地歇息之际，群雁中会由孤雁放哨警戒。人们说，犬为地厌、 雁为天厌、鳢为水厌，即指它们机智警觉。雁有信，它是南北迁徙的候鸟。因时节变换而 迁动，从不爽期，至秋而南翔，故称秋天为雁天。

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把雁当作文明的象征，古时有以大雁为礼物的惯例。周代开创的婚 姻礼仪，是礼仪的根本，而婚姻的六礼中，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阶 段，只有第五个阶段不必用雁，其他几礼都要用雁，即说明在中国人的观察里，“雁”这 种候鸟兼具社会对人们婚姻问题上需求的引义。

到了第二候，虽然这时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喜鹊却会冒着严寒开始筑巢，准备 孕育后代。喜鹊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鸟类，人类活动越多的地方，喜鹊种群的数量往往也 越多，而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则难见它们的身影，可以说它们是很有人缘的鸟类。喜鹊常 成对或结成大群活动，白天在旷野农田觅食，夜间在高大乔木的顶端栖息。中国人在鹊之 前加上喜字，明证喜鹊在中国人的眼中象征吉祥。民间传说鹊能报喜，故称喜鹊。画鹊兆 喜几乎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大为流行的风俗，齐白石、徐悲鸿等人都画过喜鹊。两只鹊 儿面对面叫“喜相逢”；双鹊中加一枚古钱叫“喜在眼前”；一只獾和一只鹊在树下树上 对望叫“欢天喜地”。流传最广的，则是鹊登梅枝报喜图，又叫“喜上眉梢”。中国人对 喜鹊的观察也非常早，《诗经》中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这是成语鹊巢鸠占的源头。

第三候中的“雉”是野鸡，在山中的野鸡也察觉到了阳气的滋长，开始鸣叫寻找同 伴。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能看到野鸡，但在古代，“雉”也参与了中国文化的经验和表达。 “雉”善走，不能久飞，羽毛可做装饰品。《诗经》中说，“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它 由矢和隹两字组成，矢为矢量，长度单位，表示本地方；隹为鸟，雉的本义是留鸟，特指野鸡。古人也因此把雉当作长度单位，长三丈高一丈的城墙为一雉。《左传》中说：“都城过百雉。”城墙则称为雉堞，谢朓有诗：“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

（节选自余世存《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