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辨”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有删节）

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之为生命之学,人的生命及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撞长描绘人的生命及生活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小说了历史与小说,由此扭结在一起,小说聚焦的往往就是历史中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可以补上历史著作所匮的生活肌理当然,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前提是,小说家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必须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算起,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比西方要早得多,记言,记事,记人这三种历史写法构筑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所以对小说这种文体,一直怀有深刻的偏见一一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因而,有关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从未间断,但与此同时,小说写史的“野心”从没有中止过,历史演义类的小说在读者中还尤其有市场如果小说里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统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的话,那么,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会为历史所需要?由此不得不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一很多人都觉得,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法朗士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小说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这或可解释,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小说家书写的历史。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写的更多是历史中的人物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摸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它来必处处征诸实事,但它的细腻传神,它所创造的想象之真实,也非一般史著可比小说能补上历史著作所匮的生活脉络、生活细节,从而使历史变得更丰满、真实。小说能有效地保存历史的肉身部分,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真实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有益补充,为干巴巴的时间、地点、事件补上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内心,为“人事”补上“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