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以儒释道并称。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常依据西方宗教模式，尤其是耶教（俗称基督教）模式判断中国有无宗教。如梁漱溟、冯友兰等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淡于宗教，因为耶教有位格化、宰制性、全知全能的最高神即上帝，儒教则注重现实人生，“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不是宗教。另有学者指出，佛教和道教也不是宗教，因为“佛”是“觉悟者”，“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法则，都不是全知全能的最高神。

而康有为、任继愈等认为，儒教同耶教一样，也有教主（孔子）、圣经（五经）、教堂（孔庙）、教士（儒生）等，因此也是宗教。还有人认为，儒释道存在不同程度的泛神论、偶像崇拜和万物有灵论，因此是很原始的宗教，不是高级的宗教。

宗教或文化的神髓和要旨都是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信仰，为人提供生命、生存、生活的价值意义，儒释道历史上曾为中国人提供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精神支撑和价值体系，因此问题关键不在于它们是不是宗教，而在于传承和弘扬其优秀传统，守护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退一步讲，在学界对宗教的定义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讨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不宜以耶教模式为准——“白马非黑马”固然无疑，“白马非马”则有违常理。古代中国人生来即受到儒教熏陶和规范，以至于“人伦日用而不知”，就像鸟儿飞在空中不知空气之存在一样。因此，儒教不仅是宗教，更是一种“超宗教”！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全球伦理宣言》就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人类伦理的“黄金原则”。宣言主要起草者汉斯·昆指出，儒教这一原则及其仁爱精神，超越其他各宗教文化的分歧，对人类文明有普遍意义。

那中国学者为何会不加反思地依据耶教模式论衡中国有无宗教？原因在于，几百年来，西方学术话语，包括其名词、概念、范畴、思维模式、学科范式及其价值观念等，伴随西方军事、商业、政治的全球扩张，占据世界学术的霸权地位，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学术殖民”态势。中国也未能幸免，学术领域出现“以西解中”、“以西律中”甚至是“以西非中”的可悲局面——历史和现实中此起彼伏的“全盘西化”是也。

中国虽已蔚为世界大国，仍有不少学者以西方学术为圭臬，将其视为先进乃至普世，甘于充当其“留声机”和“二道贩子”，“言必称希腊”，满嘴满纸都是西方学术范畴和概念，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也来自“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西方学术话语，丧失了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原创性和本土性。

民族复兴，虽未必以自身文化复兴为基本前提，但必以之为最高标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现自身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当务之急是要勇于打破西方学术霸权，走出西方学术牢笼，回归中国学术传统，采用中国学术概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努力做到“以中国解释中国”，并逐步做到“以中国解释世界”。否则，中国崛起的只能是偌大的躯体，而不是强健的精神！

（选自慕朵生《跳出西方语境看中国儒释道》）

现代史学对夏王朝或者夏文化的探索，在近10年来似乎成为考古学界的一个新生问题，甚至已经由夏代真实样态讨论，引申至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构建等深层问题。实际上，这种看似考古学界内部的反思讨论，是与整个历史学界研究取向的转变相契合，甚至是略有些“迟缓”的反应。

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研究提倡“民史”和“群史”，这其中既有学术的考量，亦有当时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所谓新史学兴起，对于传统政治史或经济史关注度的下降，并非真正对政治史关注度的下降，而是史学议题在不断拓展。同时，将以法国年鉴学派几代学者或新史学叙事转向的成就引入中国历史问题的尝试，较长时间内处在初步阶段，西方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史料之间的调适尚未完成，很难成功生发出基于中国史料的问题意识。具体到中国上古史，一方面，虽然100余年来有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这样的大发现和系统性的整理研究，但从整体上看，仍未能达到替代以东周至秦汉的历史著述编年与框架的地步。另一方面，三代考古学界孜孜以求、成果斐然，但也仍没有达到可以摆脱“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研究样态。由于史料的缺乏，学术界目前无法将先秦史研究转向为“民史”和“小历史”研究。事实上，近十年来，传统的先秦史对于先秦社会的讨论逐渐减少，有学者甚至将其概括为“先秦史研究已逐渐让渡为新见文字材料的考据与释读”。这种总结，虽很偏颇，但的确指出了当前的先秦史研究重具体问题，而轻视整体格局的现状。同时，近年来部分青年学者，将新史学关注的性别、家庭等话题引入先秦史的整体研究，实际效果仍然是综述为多而框架式构建甚少。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与其归因于学者的视野或者材料局限，毋宁说是在先秦史整体格局和阶段性的变化方面，分析工具与史料之间没有匹配出能够支撑上古时段历史样态宏观的构架所致。

在此背景下，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具体到夏时期的研究，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对早于殷墟阶段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族群综合研究的总体性探索，是先秦史学科必须面对的研究课题，甚至也是全球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东方世界王权兴起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中不可缺失的研究内容。

（摘自常怀颖《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

家谱家训：传承君子之风

钱念孙

君子文化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家谱、家训等渠道，使传统伦理在家庭落地生根，化为家庭成员的做人信条和生活习惯。

每个家庭在世代繁衍和薪火相传的同时，都会或隐或显地积淀并形成某种价值观念和德行风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风。一般说来，家风既包括有文字及实物遗存的有形部分，也包括仅是口头和行为传授等无形部分。有形部分多半呈现在如家训、家规、家谱，以及各种祭祖追宗仪式等方面；无形部分则主要凸显在长者的行为举止、言传身教，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生活习惯和家族气质风貌等方面。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家国同构”观念，一方面，家是国的细胞，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家国同构理念，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家族的家训、家谱等，虽然具体内容互有差异并各具自己特色，但其中所宣扬的立身处世、持家兴业的规则和教导等，基本都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主流价值体系的集体认同之上。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标识，与历代著名家训、家谱秉持和崇尚的做人理念及价值观念等高度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众多家训、家谱所传达的励志勉学、入孝出悌、勤俭持家、精忠报国等优良家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具体细化，不仅堪称个人和家族成长兴旺的座右铭与传家宝，也是君子文化从庙堂走向民间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

强调君子人格对家族成员成长的重要意义，在各类家训、家谱中星罗棋布。著名的《颜氏家训》开篇就呼吁家族成员，要追随学习明达君子：“傥遭不世明达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家谱记》也说：“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于骨肉之间乎？”归有光认为，家族成员只有以君子为楷模，行仁义、重孝道，家族宗法才可确立，立宗法方可成世家，成世家方可正风俗，而正风俗，则将仁孝品德彰扬于世，进而代代绵延，形成世有君子、代有贤良的良性循环。

君子文化与家族文化融合，在家训、家谱、家风中扎根开花，不仅有助于崇德向善之风在家族里世代相传，还能够由家族推向村邑、由村邑推向国家。清代宰相张廷玉作《王氏族谱序》说：“故君子之用心，必将使人知族人之成本于一气，则孝弟亲睦之意，油然自生。而婚姻洽比之风，因之可以渐及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社会风俗之美，正是通过“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的形式，逐步改善并蔚成风尚。

以家训、家谱为主干的家族文化，与君子文化看似概念不同、内涵相异，但两者的思想和核心理念却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谈论的中心都是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兴家立业等问题，而得出的结论或者说给出的答案，又十分相近乃至多有重合。君子文化为什么能够沉入并浸透历代家训家谱而成为普通百姓广泛认同的价值导向？为什么历代世家望族的家训、族谱等总是以君子文化为主调凸显家族文化特色？其原因和奥秘就在这里。

（选自2018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比较文学的发生及其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危机说”乃至“死亡说”具有其必然的、深刻的内在与外在原因。那么，这“危机说”乃至“死亡说”对比较文学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看待比较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呢？

事实上，比较文学的“危机说”乃至“死亡说”始终是与比较文学的发展壮大相同步、相生发的。从总体来看，比较文学尽管存在危机，但并没有死亡，反而呈现出不断扩张与发展之势。

比较文学今天的繁荣昌盛不仅表现在比较文学的系科在建制上已经遍及世界，真正实现了全球化，而且表现在比较文学的理念与方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文与社会学科中不同专业领域共有的资源。比较文学已经无处不在，比较思维的理念、跨界（民族学科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已为人文社会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所共同采纳。从比较文学的基地批发出来的种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正源源不断的运往世界各地，运往不同的专业领域。正如苏源熙所说，在某种意义上，今天人人都是比较学者，人人都在或多或少地搞理论。比较文学赢得了理念上、精神上的胜利。当然，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之所以广泛传播，为众人所接受，在相当程度上也因为比较文学自身丧失了明确的学科界限，与比较文学本身的“危机”与“死亡”不无关系，其实二者是相表里的。

事实上，那些指出比较文学存在“危机”的学者，并没有对比较文学完全失望，他们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在为比较文学思考出路。韦勒克在批评法国学派褊狭的同时，提出了从平行的角度重视文学性与文学总体审美研究的新视野。看到比较文学由于理论研究的遮蔽而焦虑重重的伯恩海默提出了将比较文学的重心从文学研究转移到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让比较文学走向文化、走向全球的策略。那些认为比较文学已经“死亡”的学者其实也并不认为比较文学已经真正死亡，而是说，传统的比较文学，即所谓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之类已经死亡，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将会诞生。在巴斯奈特看来，这种新的比较文学是“翻译研究”；而在斯皮瓦克看来，这种新的研究则是在超越欧美中心主义并在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与以语言为轴心的“地区研究”的结合。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些高唱“危机说”与“死亡说”的学者心目中，比较文学仍然是有前途、有希望的。目下，全球比较文学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东方以及南半球比较文学的繁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比较文学并没有死亡的事实。

当然，比较文学的“危机说”或“死亡说”也不尽然是危言耸听。它提示我们正视这一新兴学科存在的内在逻辑悖谬与在时移世易的大语境下它必将产生的变化。这样，我们才能审时度势，自觉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

《资治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

②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蔬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③《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    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  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一千四百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辈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④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李白、屈原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册，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冶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活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问把这些书读遍？

⑥司马光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

⑦李白不见载于《资治通鉴》，正如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却只选取了他一篇短短的《辣猎赋》。

（摘自2015年6月10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