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造地设之巧，在人善于黠缀耳”,这句话精辟概括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结合自然环境的方法。规划就是寻找和把握自然环境原本的巧妙秩序，人工建设只是“黠缀”在这个秩序之中。规划看似着力在人工，其深处奥妙则是对人工与自然关系的推敲；自然貌似在人工之外，其实早在设计的观照之中。

这一理念体现在许多结合自然山水的具体规划设计手法中。无论城内、城外，只要是自然环境中的形胜之地，皆被规划者驻目留心，将人工建设与之联系为一个整体。例如在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处理上，就有“天阙”模式。秦代就有咸阳的“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及彭县的“见两山对如阙”。汉代的长安、六朝的建康、隋朝的洛阳等都城规划皆循此模式，将城市中的重要建筑与“天阙”相通。明清时，依然有不少城市运用“天阙”模式，例如安徽庐江县，就是以文庙作为城市的中心，背靠城外的塔山，南面直向城南的福泉、凤台二山。不仅大的城市格局如此，就是百姓的屋宇建设也有结合山水远景的习惯，所谓“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正是此意。

当然，有些城市本身就坐落在山上或水乡，自然与山水就有更为紧密的融合。重庆是山城，“沿江为池，凿岩为城”；若在水乡，城市规划必然结合水来进行，苏州、无锡、绍兴、温州等城市都是结合水进行城市规划的典范。《弘治温州府志》曾对水城建设的缘由、特色以及便民之利进行了详细论述：“一坊一渠，舟楫必达。可濯可烹，居者有澡洁之利；可载可泛，行者无负载之劳。”

有两幅图对当今很有启发。一幅是北宋吕大防的《长安图》，另一幅是清代四川南充的《四境图》。《长安图》为现存最早的中国石刻城市图，此图按照比例尺绘制了城市部分，将南部秦岭绘制于图上。吕大防在《长安图》题记中提到“城内用折法，城外取容”的画法。这种“内折外容”的表达方式既关注城内建设部分的比例，又把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标示在图上，清楚表明城内建设与城外山水的关系。清咸丰七年的《南充县志》中收录了《四境图》，分别画了城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山水人文胜迹。其实这四幅图就是对城市四向山水人文胜迹及其风景的一个评价。虽然《四境图》不是专为规划设计而绘，但它体现了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人观照城市、观照环境的方式，告诫城市规划者应兼顾内外，进行整体经营，重视城市与四向风景的关系，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规划设计的“四望”传统。

边塞与边塞诗

①边塞诗的兴盛在唐代，那时候，边塞的概念是具体的基本上是陇右。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便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广义的陇右，东起陕西甘肃的界山陇山，西达沙州(今甘肃敦煌)；狭义的陇右则具体为甘肃黄河以东、青海青海湖以东至陇山。在古代，军事家们有一个共识：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陇右，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核心区域，在唐初，突厥军队曾经逼近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甚至差点迫使大唐帝国迁都。此时的突厥汗国，已控制了东至辽河上游、西至里海沿岸、南至大漠以北、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中原内地自然早成了他们觊觎的对象。因而那时边塞逐步收缩于陇右的狭义概念上。边塞的战事，使众多的诗人们豪情满怀或者悲苦结肠，尤其是河西走廊，在石羊河流域、黑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留下了不朽的边塞诗篇章。

②追溯历史，西汉与匈奴南北对峙，互相抗衡，汉朝为防御匈奴南犯，不惜倾尽国力，修筑了扼守边防的长城，当时称为边塞，简称塞，或称障塞。沿边塞修筑的障、城、亭、燧，是驻军防戍的军事建筑。一段时期，这样的地区成为典型的边塞。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的国力逐渐殷实。突厥的骚扰逐渐平息，就在高昌设立了驻守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直至碎叶河以南地区。在那个鼎盛的时期，边塞又指向了敦煌郡的阳关和玉门关以西的地方，不少的优秀诗作已经涉及到了新疆的广大地区。《汉书》《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直到《明史》都为边塞立传。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西北边塞有关。

③到唐代，由于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唐、吐蕃、突厥以及后起的回鹘、南诏等几大政权，他们相互角逐、相互兼并，相互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促使唐朝政府大力在边地修筑城堡，以增强边地的防御能力。因为边防的战事，一座座城堡拔地而起，这是军事防卫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的行政核心区逐渐发展为城市，城市的经济文化辐射力又影响和促进了整个边防线上的生产发展和商贸往来。这些，在边塞诗的歌吟中，是不可回避的。然而，随着战争的发生，城堡遭遇了强大的破坏力，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格调高挑的边塞诗也开始黯然神伤。

④边塞毕竟是边塞，其地理上的偏远，文化上的边缘，物质上的单调，环境上的严酷，也是锤炼边塞诗不可或缺的元素。如果没有边塞的艰苦和遥远，就没有边塞诗的磅礴气势和苦难锋刃。在边塞诗中旅行，边塞的风，边塞的沙尘，边塞的壮丽与辽阔，边塞的风俗与美味，会磨砺我们的风骨，会滋生我们的豪情。放达的人生，尽在边塞诗中。

(节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2期 )

节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即使是同一个节日，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文化功能也会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而发生相应变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秋节肇始于中唐，依据是中唐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文人赏月玩月诗。唐代的科举制让大量文人为了科举考试和被举荐机会而产生迁徙大潮，他们背井离乡，聚集在长安、洛阳等地，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期待着命运的垂青。玄宗八月十五游月宫的仙话在社会上传播后，文人们发现中秋满月最适宜“玩”，一方面是为了附会“月宫仙境”，另一方面也是借赏月来抒写自身的人生境遇。

从诗歌来看，赏月诗描述的场景多在塞外或异乡，或独酌或与两三同僚、知己赏月，除了对月夜景色的临摹、由明月普照而生发出的旅愁闺怨，还有月宫中的兔、姮娥等引起对月宫仙境的遐想。唐代中秋玩月诗歌的诗境通常是比较清冷的，中秋在肇始之初就融合了自然与个体在时代的命运，赏月诗更是文人们经验世界的心灵化，“秋月”是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忍受巨大孤独和寂寞的文人们寄托情怀苦闷的情感对象物，而月宫的美好传说，飘渺的仙境，长生的象征，又象征着文人的“诗意”审美和对功成名就的“圆满”人生境界的追求。在开放而气象万千的唐代，人人都希望建功立业。但是个体在大时代中的命运却难以把握和捉摸，中秋成为特殊时间节点下的文人们安顿精神、寄托人生理想的物象认同空间。

宋代，中秋习俗已经广泛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商业城市崛起，市民阶层形成，传统人文臻于成熟，人本追求凸显，“闲”与“适”，对宋人来说既是艺术境界也是人生境界。宋太宗年间，皇上正式下令以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因此宋代的中秋，不同于唐代的“清冷”，《东京梦华录》就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时期开封市民中秋之夜赏月的热闹情景。从皇宫贵族到普通市民，通宵达旦，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中秋夜的狂欢之中。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增加，较之前的传统儒家“养心莫善于寡欲”形成的拘谨、简朴、紊朴的民风发生了转变，特别是“重利趋商”启动了人的本性欲求中所有的、久遭禁锢的享乐欲望。这样恣意寻乐之风不独为富贵之家所独享，中秋节日赏月的全民狂欢，“秋月”成为民众在一年辛苦劳作后，通过消费，庆祝丰收宣泄的正规渠道，形成了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性认同空间。

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茅出现，一种新的道德价值思维方法正在破土而出，它所反映的是从“人的依赖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这样的时代中，中秋的节俗就更加世俗化，由注重公共活动逐渐收拢到注重家庭内部的成员交流。表现出澄净清幽的天上圆月，围合宁静的院落，亲密和洽的亲人，三者在这一刻达到混融合一，亲人团圆成为中秋节俗的明确主题之一。总体来看，明清之后中秋节俗的功利性内容显著增强了，节日表现的公共性与家庭性这两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张力，使得“圆月”中贵人伦、重亲情的主题逐渐突出，形成了民众的情感认同空间。

(摘编自张海岚《中秋节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本质到底是什么》)

动商与身体认知

动商要唤起人们对身体的重视，要重估身体的价值，要夯实身体认知论的基石。动商是对内部人自身规律运行的研究;基于身体，认识身体的运动和运动中的身体是动商的出发点；超越单纯的物理性和生理性的身体运动研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动商的目标；对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关照是其人文关怀的表现。身体并非仅是生理器官的组合，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场域，它外与天地人事相通，内具生理、心理、精神多重功能。

认识到身体的内外表现，不难看到身体的“内在”即是“商值”:在狭义上表现为运动的天赋和潜能等，这些运动的天赋与潜能主要依附于身体的物理和生理特性之上，如身体的形态学，身高、体重、臂长、腿长等，如生理学上的人体各项生理机能指数。其外在单一的表现为走、跑、跳、投、悬垂、支撑、攀爬等方面的能力；其综合性的表现为速度、力量、灵敏、柔初、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在广义上，内在商值表现为通过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包括生命活动、生产劳动、身体运动的特质和能力。

身体的“外在”即是“动”，“动”在这里有多层意思：

一是表现为身体天赋与潜能的自我运行。人类漫长的进化史，直立行走是一个关键点。从四肢爬行到两足自立，是生物体运动的结果。进化论认为是环境的逼迫——适者生存，如果仅是环境的逼迫而没有身体内在潜质的延展性功能，这一逼迫所导致的结果就不是进化的成功，而是灭绝。只有身体天赋与潜能的适应性功能与环境逼迫的共同作用，人才迈出了从四肢爬行到直立行走这一关键一步。从进化的这个阶段来看，身体结构、身体思维、身体智能的变化与发展是先于理性先验的，运动技艺是先于智能认知的。

一是通过运动改造来挖掘与开发身体商值——提高个体的生理机能、增强个体的运动机能、促进个体的行动机能，强化个体的心理机能的环境适应性等。运动可以挖掘与开发身体的天赋与潜质，这已是不证自明的命题了。运动所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是对天赋与潜质的深度挖掘与开发，从而达到超越自我。以此为出发点的超越自我，不仅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提升，也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改造。这里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运动对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改造，使得人类有了创造性的设计并展示这一成就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上，人们尽情地展示着身体的真、身体的善、身体的美;展示着人类的团结与竞争，展示着人类的和平与友谊。

一是通过认识与开发商值来认知客观规律，正如对智商和情商的认识与开发一样。在认知的世界中，人具有主客一体性，他既是这个客观世界中的一员，又是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主体。对自身的内视，既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展示。我们知道，不断地审视自身，以及将这种审视推延到外物，是促进人类不断进步的方法。动商不断发现身体具备的天赋和潜质，然后对这些天赋与潜质进行审视——探讨这些天赋与潜质的功能与价值，最后是设计出开发这些天赋与潜质的内容与方法，这一过程蕴含了人的一般的认知规律——发现、分析、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动商是对身体天赋与潜质的认识与研究，是对身体天赋与潜质科学开发的认识与研究，因此它是人类认知身体的必然内容与途径。

人类的创造性思维与活动，都脱离不了身体的支持。忽视身体本身的存在主体，最终只能陷入虚无的神秘主义。承认身体的地位与价值，由此而发展的身体文化、身体教育与身体艺术等，方才是人类发展的正确途径。以历史为鉴，但凡确立基于身体的“彪焊”“强壮”“尚武”“健康”等认识的封建朝代，都建立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反观以戕害身体的“禁欲”“缠足”“束腰”“削肩”等认识的朝代，只能快速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

(摘编自2017年第四期《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覃兴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