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诵，惜之念之的文化遗产

①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歌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许多学者的经验表明，高声朗读和吟诵是学习诗歌和古文的一种方式；不出声音地读，就不能真正对作品的内容、情意有深入的体会和了解。

②吟诵是一种既遵循语言特点，又根据个人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顿挫的声调表现出来的方式。它比普通朗诵对作品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吟诵之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藉着吟诵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吟诵之前有两点基础必不可省：一是对于作者与诗歌情意的了解；二是读诵的节奏平仄。没有这两点基础的自由吟是不能通达的。

③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中国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国族的语言是拼音语言。世界的几大古文明都中断过，只有我们中国的古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为什么？因为当时代不同、地点不同，语音一改变，拼音文字及其蕴含的东西就容易丢失。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每一个形体就是一个音节，单音独体。单音独体的语言，其节奏基础是两个字一个音节，中国吟诵也是这样。所以最早的《诗经》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如果总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太单调，所以从两个字一停顿的四言诗发展成为五言诗，之后，又从五言发展出七言诗。

④诗之为用，是要使读诗的人有一种生生不已、富于兴发感动的不死的心灵。为什么诗歌的吟诵重要?因为诗歌有一种声律，“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它的抑扬起伏有一种节奏，有一种顿挫。吟诵不但是读诗、欣赏诗、理解诗的重要法门，而且是写诗重要的入门途径。诗要自己“跑”出来。诗怎么自己“跑”出来？你要对诗歌中文字的音声、节奏、韵律非常熟悉。你熟于吟诵，于是你的诗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中国的好诗都有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这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从何而来？无论就作者还是读者而言，都是从吟诵得来的。吟诵是一种律动，先于文字，语言文字伴随着这个节奏的律动自己“跑”出来。

⑤吟诵不是制造一个音乐的调子去唱，它不死板。每个人都不同，同一个人的吟诵也会不同。同一首诗你可以早晨吟的时候调子高一点，晚上吟的时候低一点，也可以今天吟得快一点，明天吟得慢一点，要伴随着环境，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中国诗歌的吟诵，就是要在相同的声调之中，很微妙地传达出不同的感受。外表看起来很简单，四个字一句，两个字一个停顿，都差不多。可是你念的时候，哪个字长一点、短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有很微妙的差别，变化万端。

⑥吟诵传承最好从娃娃抓起，这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百年大计。继承和发扬吟诵，既需要认真对待，又不能急功近利。如果仅仅为了吸引更多人注意而过分宣扬似是而非的“吟诵”，乃至将其变成一种才艺表演，那只会混淆视听，最终反而适得其反。

（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裴毅然

①中外文学作品中有一道奇特风景线：知识分子一直是被嘲笑的主角，很少成为获得赞美的主角。

②新文学运动以来，叶圣陶描摹灰色知识分子的《潘先生在难中》、钱钟书的《围城》等名著名篇，瞄准的对象尽是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知识分子逐渐陷入整体挨批的社会大氛围下，从思想界到文学界，知识分子全得低头认罪，成为必然自觉改造的对象，文学形象中的知识分子自然也高大不起来。进入九十年代，从特定意义上，知识分子仍然是社会上的弱者，因为谁都可以扯上知识分子开骂一通。王朔说知识分子“不骂白不骂”，并不仅仅是王朔个人的“美学投机”或“艺术选择”，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社会审美的某种价值趋向。

③中国文学尽拿知识分子“开涮”，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本人试析一二。

④知识分子有能力参预各项社会活动，有可能跻身权益分配之列，社会身份十分微妙，处于不上不下的中间阶层。行高于众、品异于俗，知识分子的英雄自画像，自命不凡自我夸张，主客观之间存在相当差距。在群俗看来，便很有点脱离现实做白日梦的味道，可嘲可笑之处多多，即富含“可嘲笑因素”、“可打趣内容”。聪慧敏感的作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卖点。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何以成为“嘲笑主角”的最重要之因素。

⑤无论中外，相对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工农社会地位更低，处于社会最低层。尤其在旧时中国，不少工农连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而同情弱者又是基本人性，且形成强大社会心理定势。若嘲笑弱者，似乎道德品味欠高。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掀起的文艺工农化运动，除了现实政治因素，从审美角度也倚于这一社会心理定势。否则，工农化何以会于短时期内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

⑥由于知识分子最熟悉的是自己，知道哪儿隐藏着最丰富的“矿藏”,这样便从创作源头上决定了作家的取材向度。而艺术创作的关键又在于细节与深度，对作家来说最容易写得深入的只能是自己。此外，嘲笑自我的社会效应也较好，就像相声演员最好的开涮对象总是自己。

⑦孔孟以来，中国士人审美习俗便形成强大的厚古薄今的定势，以过去否定现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呼啸文坛的“寻根派”，呼吁从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特质中找寻现代社会的“自我”，期望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从宁静乡村处寻找文化根源，从遥远落后的原始文明那里，找到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根”。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从思想倾向上，表现出追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文明，表现出追慕落后的趋向，但从审美上却因这一“向后看”得到价值支撑，觅得内涵，并以此否定城市现代文明。而知识分子又总是城市文明的代表者，与“向后看”的审美定势形成巨大反差，嘲笑知识分子便成了一块滋味多多的“痒痒肉”。

⑧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精神与审美观点均处于欲建未建的叉路口，新旧矛盾交聚汇集，以“旧”笑“今”也是一种必然。恰好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又是公认的新派人物，多有与众不同之处，被俚俗们拎出来当当笑角似乎也十分正常。

⑨当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新派人物嘲笑旧式人物总是“夏瑜”式的孤掌难鸣，不成气候缺乏呼应，而旧式人物嘲笑新派人物则是一呼百诺，激掌一片。    因此，审美上从来就是偏旧不偏新，鲁迅的《药》中，最好笑的人物还是那个“疯子”夏瑜。

⑩习惯成自然，既然知识分子这一头总是自我嘲笑，并不断提供这样的嘲笑范本，那么另一头自然而然也就养成俗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天然的嘲笑期待，即所谓时髦的“卖点”。

⑪当然，只要知识分子还作为某种社会集团有别于工农，只要知识分子还只能由自己写自己，只要知识分子还因为掌握知识而成为社会关注点，那么，文学中的这一“知识分子待遇”怕是还得享受下去，一直要到全社会知识化，全都成为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免却这一“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