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俗小说最早实际上是一种口头艺术，属于表演性质的伎艺。

早在唐代，一种由僧人表演，被称作“俗讲”的口头伎艺就开始流行于佛教寺院，它在宣讲佛教经义的同时，掺入佛教故事乃至世间尘俗故事，其演唱的底本称“变文”。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通俗文艺获得了长足发展，俗讲伎艺也由寺庙转移到了城市的瓦舍、勾栏之中，表演者已经完全是职业艺人了。此时，由俗讲伎艺演变而出一种“讲唱”艺术，其中包括鼓子词、诸宫调等，形式上均为有说有唱，内容也都是讲述故事。它们为戏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的血亲。当时还有一种表演伎艺叫作“说话”，元明以后改名为评话、说书等。源于俗讲的说话，作为一门表演艺术，与俗讲一样，也有底本，这种底本被称为“话本”。话本就是我们所讲的通俗小说。进入元代，那时的说话远不及戏曲发达，其话本写作也无大的发展，基本上承袭宋代的传统，所以在通俗小说史上人们是把宋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总的来讲，宋元话本的水平都还处在通俗小说的初级阶段。形式上它们有明显的说话伎艺的痕迹，如语言的俚俗化、表演上的插科打诨、讲述上对诗词赋赞的运用等等；作品的审美倾向也主要集中在消遣娱乐和猎奇搜异方面。小说对民生的关注、人性的剖示以及生存价值的探寻，却都做得相当不够。写成于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一书，记录下了当时一百余种小说名目，其中灵怪类、烟粉类、神仙类、妖术类就占了全部作品名目的一半以上。这些作品除了怪诞因素之外，并无什么可取之内涵。

除了题材方面的不足，宋元话本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也都十分缺欠。话本把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当作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大多数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开掘都没有倾注功力。这与说话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说话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必须通过情节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情节属于小说诸要素之一，没有情节也就没有故事。事实上，话本在这方面的注力也的确使得古典小说在创作技巧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是，仅仅注重情节便使得小说基本上停留在娱乐的层次上，读者在猎奇之后，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审美享受。此外，话本创作者的文学修养较低，也是话本艺术层次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大多数文人作家对话本小说的创作都持鄙视的态度，根本不屑于染指；元代的下层文人又都把兴趣集中在戏曲方面，这样，话本的写作就只有由那些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来担当了。

进入明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通俗文化也更为兴盛。一些观念比较先进的文人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介入通俗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加盟使得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较宋元更大的质的飞跃。由此，通俗小说终于彻底摆脱了附属于说话的地位，成长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一批流传千古的小说巨著诞生了，它们把通俗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勾栏伎艺之附庸到蔚为大观、风靡天下，通俗小说经过不断的演进，在明代实际上已取代了诗文的地位，成为当时审美文化的正宗和主潮。

（摘编自王小舒《微博橙子辅导》）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什么早在公元前2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公开考试的方式。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公元前5世纪、4四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又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

(节选自《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有改动)

①谈到收藏，有属于人类大群体的，譬如古亚述城、古罗马城、古希腊城、古巴比伦城、古长安城，你能找到一些残垣颓壁秦砖汉瓦；有属于个人私藏的，譬如一片贝叶经、一部手书的精品。天下第一等的东西多收藏于帝王之家，平民想收藏一件这样的东西（如张伯驹收藏陆机的《平复帖》）则须穷其所有。人类破坏文明时，速度往往迅雷不及掩耳，待千百年后，当人们重新认识到其珍贵性时，再搜集又是何等艰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不仅可验于爱情，也可验于对文物的收藏。（甲）“甚爱必大费”，如前所举张伯驹先生，然而他“费”得高尚，把《平复帖》献给了故宫；有的则“费”得淫逸无度，幽昧以炫耀。宋徽宗倾一国之力采集花石纲，宋高宗搜集天下米字，“多藏必厚亡”用在他们身上最是合适。米字至今寥落，可以相信大部分是焚于战争中的一把火，以至我们今天会花费几千万从日本买回一卷赝品《研山铭》。（乙）最大的收藏家无过于帝王将相、世家大族，而他们最容易遇到兵燹，血和火可以销毁一切，使多少人类最精贵的文物光沉响绝、熏歇烬灭。

②人们极容易把收藏和聚敛、贪婪、金钱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今天要为“收藏”正名的原因。借一句《三国志》里刘备的话，所谓“欲信大义于天下”。

③什么是收藏之大义？收藏家务必在下手之前慎思之。孔子有云：“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望文生义的先生会以为孔子太自私了。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为已之学”一直是儒家最重要的学习宗旨，这和孟子批评杨朱之学“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正相反，在儒学“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中，“修”字就是为己。屈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就是为已。倘有一人，自己修为都不够，还能齐家，还能治国、平天下吗？“为己”的终极目标是“利他”，是儒家的普世价值。收藏家的眼光如果只囿于个人的欲望，那他便不是收藏家，只是聚敛者。“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是收藏家的天赋使命，你们是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呵护者、守望者。因为有了你们，使人类残留的古光片羽，得以在新世放出潜藏的辉煌。（丙）不要轻视任何微末的收藏，也许人类早已沉埋千百年的变化沧桑会豁然大朗。

④收藏家要怀有宗教的情绪，佛家所谆谆告诫的“贪”“嗔”“痴”三病，也正是收藏家应时时以自警。收藏而至于“贪”，可谓格调不高。至于“嗔”则会远离“无漏”，而陷入“有漏皆苦”的根本烦恼。“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我之手与在他人之手，苟皆有对人类的爱心，便无分别，那么收藏就会成为一种至乐，至于“痴”，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病变。《红楼梦》中有一位收藏扇子的石呆子，贾赦掠其扇，石呆子忧愤而死。贾赦固可恶之极，石呆子不亦过乎？这成了一种痛苦的收藏。“为而不手”是藏家的美德，“物欲”则是藏家之大敌。苏格拉底有云：“要体面地拒绝欲望”，这当然是先哲的自我警言，何尝不是收藏家的座右铭。（丁）收藏家应为天下藏，为千秋万代藏，而不为私欲藏，这才是一种高贵而典雅的品质。

⑤拒绝金钱对收藏的腐蚀，是收藏家们的另一天赋使命。要抵制拍卖场的一声锤响所煽动的群体盲动情绪，更不要为拍卖场上虚荣的呼价和掌声所扶持。和金钱靠得太近，与收藏之大义其去益远，随之而来的就是审美境界的消逝。

⑥有大境界，方有大收藏；而大收藏不以大价钱为目标。于是，我们才能达到老子所谓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收藏界才将真正成为高士的沙龙，再见不到贪婪的眼神，见不到拍卖场上的虚荣，见不到“巧言令色鲜矣仁”者在收藏界上下其手。

⑦那么，文明的收藏、文化的收藏将成为世界的主流，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不可或缺的事业和爱好，是所有收藏家崇高而永恒的期盼。

（范增《收藏的哲学》，有删改）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汉代有“漕渠”名称出现，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后者则直接称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

运河名称的起源、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