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主要是指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公共危机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对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以控制为导向型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直面我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现实，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模式变革。

公共危机管理也被称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按照传统观念，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安全相对应，而与国家安全鲜有关联。这是因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分别主要指称国家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二者没有交集。如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国家安全理念将内外部安全整合在一起。今天的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双重使命：一是有效预防、应对公共危机，最大限度地限制、控制其影响，确保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二是防止公共危机传导、放大、演化为国家安全危机。

不确定性是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难以根据既往的经验或对未来精准的预测来全面把握公共危机的缘起、演进，它们往往会超越人的常规思维。公共危机越发不受地理边界或职能边界的限制，具有较强的传播与扩散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关键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高度互联，其崩溃将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公共危机的全球跨境传播。2011年泰国发生洪突，淹没了众多生产企业，由于泰国生产全球28%的硬盘驱动器，洪灾发生后，世界各地的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生产受到影响。进入21世纪后，以控制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危机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质疑。工业社会对一切事物进行严格、精确的控制，以产生所追求的秩序，公共危机管理者可以按照控制的逻辑，构建应急组织并采取按部就班的响应行动。但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适合应对复杂程度低、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不适合应对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且，控制需要拥有清晰职责边界的响应组织。后工业社会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强大的跨界性使清晰的职责边界，变得形同虚设、破绽百出。

在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网络化社会，公共危机的影响沿着社会网络中的关系链条扩散、蔓延，形成一个异常纠结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危机也形成一个复杂的影响网络，应对网络化危机需要采取网络化模式。公共危机的应对不仅是每个社会单元的职责，还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职责。各个相关主体之间要形成密切协同关系，特别是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广泛、深入的合作，对公共危机开展有效的共同治理：最后共同享有公共危机治理的收益与成果。

生态美学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学形态，它不同于通常美学之处，在于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紧密不分的共同体：而且人在生态审美过程中也不是孤立静观的审视，而是如现实生活一样，是在动态的时间之流中审视。因此，生态美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就是一般美学所没有的“家园意识”：人与自然是一种“在家”的关系，自然是家中之物，人是家中之人；人感受到一种在家中的惬意，与自然万物须臾难离。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生态美学思想具体体现了一种东方式的“家园意识”。在古代中国人眼里，整个宇宙就是人类之家，“天地人三才”意味着人与天地宇宙构筑起一个须更难离的生存共同体。这样的生态美学思想具体体现在各种艺术门类之中，形成中国传统艺术相异于西方古典艺术的独特景象。

民间艺术最直接地体现了中国先民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创造的生态的生存意蕴。年画中的“吉祥如意”，“风调雨顺”，剪纸的“金鸡高鸣”，“福禄寿三星”，乃至保佑百姓的各种门神等等，都意味着中国古代人对于在“天地人”这一宇宙大家中获得吉祥安康生活的期许与保护这种生存方式的愿望。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集中体现的是“气韵生动”的生命力量。这里的“气”是天人合一之气、阴阳相生之气，人我感应之气，也是诞育万物之气。中国画还是一种特有的散点透视，人随景走，景随人移，步步可观。人与画的关系不是主客的冷漠的欣赏关系，而成为人与画中所描述的生活情景交融的现实关系，人已经参与到画中，这在西画中是没有的。我们对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欣赏就是一种散点透视中人随景移的生命流动，这种“气韵生动”，是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的具体表现。

从建筑上来看，北京的天坛为祭天之用，所以其坛体平面是圆形，象征着天；而地坛是祭地的，所以其坛体平面是方的，象征着地。两者结合象征着“天圆地方”。而古代天坛设于南郊，地坛设于北郊，宫城在两者之间，体现了“天地人”三才的思想。“法天象地”不仅意味着建筑应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还意味着所有的建筑均需与自然（大地）相衔接，借山势水流为建筑增添生命之色。

中国古代民居要求背阴朝阳、背山面水、后高前低，有利于人的生存养息。民居的“阴阳相生”包括白与黑、房屋与天井、山与水、高与低、南与北等等复杂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有利于人的休养生息、繁衍生长。我国的徽式建筑就较好体现了这些关系，成为我国南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房舍样式。徽式民居的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高墙封闭、马头翘角、黑瓦白墙、堂室天井结合，配以三雕，典雅大方，既美观，又能够做到防火防盗的安全，同时冬暖夏凉，有利于人的生息。

（选自曾繁仁《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重放光彩》，有删改）

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不仅表现当时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活形态,更体现人类发展内在的心灵史。作为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编剧,达到“史诗”这个高度并不容易,须有书写史诗的胸怀和决心。

史诗胸怀的建立,首先离不开创作者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创作者需厘清不同物质基础、生产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形态差异,并分析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生活形态,理解与当代生活不同的原,挖掘其蕴的可以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历史剧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正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文艺形态了解本民族过去的历史、重文化记忆,一方面可以体味到历史中蕴含的现代价值,并有所思考和启发。

比如历史剧《赵氏孤儿》,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赵盾家族是晋国最大宗主,晋国很多人都是赵家门人,家风醇厚,世代依存。时遇关外游民犯晋,赵家经常组织门人御敌卫国。所以当赵家面临灭顶之突时,为其留下以期东山再起便成为家门人的原初动力和唯一希望,程要献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形态下发生的。这一壮举不只是为赵家,还为许多依附于赵家的门人,为晋国,这就体现出中国人的大义精神。

今天出现一些历史题材影视,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见心难见真,剧情雷人,同质化严重,观众也不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对历史缺乏认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从历史认识上正本清源,才能够规避创作中出现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桥段,才能够让历史传达出正确的唯物史观和积极的文化精神。这要建立在创作者对大量一手资料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之上,从资料中找到历史背后的生活形和精神内核,再以建设性和思辨性视角理解历史,对美进行当代解码,编剧尤其是历史剧编剧,往往“功夫在诗外”,博览群书、深入生活、勤加思考,这些都是日常功课。

史诗情怀的有效传达还离不开创作者对文艺创作规律的遵循，创作者需要以美学的、文学的方式来叙述故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史学是史学,文学是文学,影视本不同于历史学术论文,文学艺术有自己的叙事系统和样规则,在编剧结构的房子里只有艺术形象才住得进去,美学价值的突破往往也会带来思想价值的突破,比如,传统戏曲一人一事的叙述方法在当下已经不能满是人们的审美需求,影视编剧写作时也不应局限于这种传统的架构方式和叙事方式。

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有的大变革时代,不同文化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就更加需要对自己的历史有较为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知:今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文艺工作者无论从事历史创作还是现实题材制作都应具有史诗胸怀,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发掘史诗品格,彰显当代价值。

（选自刘和平《创作历史当有史诗胸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