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展前言

蒋远桥

①到博物馆，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以艺术门类为基本单位的展馆，如陶瓷管、铜器管、雕塑馆、玉器馆等，各个展馆内则陈列着许多单个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当然远比照片影像更为真实，但我觉得，这些按门类、按年代或者按质地、按用途陈列的“实物”，还并非“真实”：无数从古代生活中移出然后转入博物馆的瓷器、铜器、雕塑、玉器，都被剥夺了原来所处环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博物馆里，它们仅用来增加我们专门艺术门类的某些知识。而那些被忽略的原始环境，也应该是甚至更应该是作为器物“真实”的一部分。

②为了理解的连贯，我们可以先从影像说起。

③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仿佛这一概念就已经在哲学、艺术、文学各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机械复制的繁荣，尤其是电子世界的产生，人类现今更无可救赎地停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身边的影像越来越繁多，影像的内容越来越齐备，生活、研究、批判越来越受到影像的帮助的同时离不开影像。

④人们十分愿意相信照片即真实。但是其实我们稍加分析即能知道，即使从未被制作的影像如照片，也远非真实。一位摄影师在拍摄任何一副作品时，往往要同时或者严格地说是连续拍摄数十张，然后从中选择出自认为满意的一副，比如这张照片具有令摄影者满意的表情、光线、角度、结构，而未表现或者未恰当地表现这些东西的照片即被认为是“非真”的。

⑤比如，当我进入敦煌第130窟，通高26米的弥勒佛高耸在眼前，在佛像前面感觉到的只有无能为力和相形之下的渺小：佛低垂双目，似乎在看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将要失去固有的信仰。而面对照片时，我们可以冷静地发掘、细致地思考，一些直面26米大佛本身时无法进行的思考或感受，都变得轻松自然。大佛照片取消了大佛的高度带给参观者的压力、震撼。

⑥基本上每个敦煌石窟都是建筑、绘画、雕塑、书法共同配置的综合体，它还具有礼仪、宗教意义，若非电灯的发明，在数百年前的采光条件下，壁画尤其是顶上的藻井图案基本无法让人看见。况且，部分洞窟作为庄严、肃穆的宗教礼仪场所，本来是藏而不使人见的。若非处于真实的石窟空间里，我们也就失去了古代僧侣在缥缈、昏暗的洞室中的宗教情怀？

⑦影像是这样，其实，被布置成碎片的实物也是这样。面对一件件摆在我们面前分门别类的实物，我们无法真正走进古代文人的生活。

⑧走进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等共同配置的古代文人的生活空间，我们    能真正走进古代文人的生活。这个空间，应该让我们感受它，接受它，接近它，走进它、而不是提供影像，也不是提供碎片，让我们欣赏它，分析它，获得了认识，然后离开它。这个空间应该有实和虚也即物质和精神两层。实的层面，从竹树翳深庭户虚寂，到惠风和畅窗明几净，到书桌禅椅，朴素柔美，到纸墨相发笔砚精良，到缩龙成寸，山林古木助案头清气。虚的层面，当然就是这些内容营造出来的氛围，还有面对这些文人生活的物件时，打磨家具时，写字刻印时，伺候盆景时，制作文玩时，具有的礼仪、宗教意义，这和敦煌石窟何其相似。

⑨当然，精神层面的空间也必然与处在这个空间内的人相关。明代高启说：静也系于人，不系于居，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高启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我总觉得，这两层是从来不能分开的。人很重要，居也很重要；依于仁很重要，游于艺也很重要。质很重要，文也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舞——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

宗白华

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地，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这个使命是够伟大的!

那么艺术意境之表现于作品，就是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濛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构思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

因为这意境是艺术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绘，像一照相机的摄影。所以艺术家要能拿特创的“秩序的网幕”来把住那真理的闪光。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的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构思。

然而，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唐代大批评家张彦远论画语)。“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司空图《诗品》语)，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所以唐代大书家张旭见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笔法，大画家吴道子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说：“庶因猛厉以通幽冥！”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上说：

唐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吾画笔久废，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縗服，若常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绘事，得意无出于此。

诗人杜甫形容诗的最高境界说：“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前句是写沉冥中的探索，透进造化的精微的机缄，后句是指着大气盘旋的创造，具象而成飞舞。深沉的静照是飞动的活力的源泉。反过来说，也只有活跃的具体的生命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才能使静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德国诗人侯德林（Hoerdelin）有两句诗含义极深：

谁沉冥到

那无边无际的“深”，

将热爱着

这最生动的“生”。

他这话使我们突然省悟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中国哲学就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

（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有改动）

甲禅宗成为士大夫可以在责任和放任，入世和出世之间找到自我协调和自我放松的一种方式。儒家的传统，是一个入世的、对社会负有责任的传统。乙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想要恢复周礼，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克己复礼。儒家所谓的“三不朽”，首先要立德，其次要立功，最不行还得立言。一个人的成功与否都要靠社会的承认，一个人的价值要在社会上去体现。与之相反，禅宗有一套追求自然和放松的道理。禅宗说本自无缚，不用求解。只要放下一切就是自由的。我们要反省自身，去寻找一个清净境界。士大夫在这点受到影响以后，在沉重的社会责任和官场争斗之外，找到自我解脱和自我放松的方法。如用书法休养生息，什么间架结构都不能太刻意，自然就好，一定要挥洒自如。

禅宗在一百多年以来，已经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现代的西方世界受到文化冲击的时代。丙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时候有所谓“垮掉的一代”，出现嬉皮士运动、新浪潮电影、反越战运动。在西方对自身文化强烈质疑、挑战和反叛的这么一个运动里面，禅宗的很多思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西方变得非常流行，以至成为很多人信奉的文化和研究的题目。

远去的邮驿

在我国，邮驿通信从有确凿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邮驿是古代官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机构，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官办、官用、官管；二是以通信为主体，融通信、交通、馆舍于一体；三是采用人力或人力与物力（车、船、牲畜）相结合的接力传递方式。历代王朝都很看重邮驿，称其为“国脉”。

唐代的官办驿站遍设于交通线上。一般是30 里一站，既办通信，又为驿夫和旅客提供食宿。公元630 年前后，共有驿夫18000 多名， 专事传送公文和军情。

唐代诗人王维的《陇西行》中所写到的邮驿颇为传神：“十里走一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峰戍断无烟。”关山飞雪，连烽火台都燃不起告警的烽烟，而军情火急，唯靠驿夫加紧催马传送军书。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在繁荣的汉唐时期，那里“五里一邮，十里一亭”，有序地排列在丝路沿线。驿道上传送着各种公文、书信。其中，还有角上插有羽毛的信，就好比是今日之“加急”快件，驿骑们必须快马加鞭，急速进行传递。

1987年在敦煌发现的悬泉置便是一个著名的古代邮驿。在那里存有数万片简牍，其中大部分都是传递过程中的书信。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在那价值连城的敦煌遗书中，书信占有一定比例，内容涉及当时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当年邮驿之盛、丝绸之路之繁华，在这些被尘封的信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迢迢驿路见证了一个个朝代的兴衰，以及因战乱而给国家和黎民造成的灾难。在敦煌遗书中，有一封《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便是安史之乱后在吐蕃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从敦煌向肃州（今酒泉）所发出的一封求援信。可是由于战乱致驿道受阻，这封信终未到达目的地，而在敦煌藏经洞中沉睡了千年。

古代的驿道，大都是为官府服务的，民间的书信往来十分艰难。唐代杜甫也有“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的诗句，同样抒发的是对民间通信不畅的感慨。

在描述邮驿的文字里，有“古驿通桥水一弯，数家烟火出榛菅”以及“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一类对古代驿站风光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难以掩盖邮驿给民众所带来的苦难和沉重负担。唐玄宗命人在秦岭的群山奇峰之中修建黄花驿，后据考证，竟是为了迎接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进京而设置的。 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佟凤彩曾上书皇帝，列数当年驿夫的苦难，说“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脊烂”。

古代的驿路早已离我们而去，交织着繁盛与悲凉的邮驿历史仍停留在史学家们的历史故事和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供后人回味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情景。

士人与文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两种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中国主流文化主要是由士人的人格引导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和济民情怀,因而他们代表的文化就是人格文化,或表现为庙堂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或表现为山林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进为统治者服务,退则隐居山林修炼人格。士人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士人的表率或是居庙堂之高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或是处江湖之远一边过苦日子一边心怀天下的陶渊明,或是杀身成仁的文天祥。从明朝隆庆万历起,以文人为表率的人性文化开始成为主流,强调真性情和享受。文人居于市井,热爱享受。他们热衷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市井文化。对他们来说,跻身官场往往琐碎险恶,隐居山野又过于清苦。当然士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人性的温情,而文人也时常做出一副悲悯的样子,人格与人性不能说不可得兼,但崇尚人格高尚的士人往往视人性放纵为仇敌,而人性真实的文人又总是以仕途经济为笑柄。人格与人性“冰炭同炉”又“形同水火”。我以为,人格文化主张为社会、为别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是伪道学,因为它压抑人性。明代之前中国也有零星的文人,如李白。李白与苏轼的区别就是典型的文人与士人之分。“太白有东坡之才,而无东坡之学”,“学”即为兼济天下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