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介组织作为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主体，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当前，应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开拓文化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畅通文化要素流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文化中介组织是指从事文化的策划、居间、代理、咨询、出租等活动，在市场中为供需双方提供交换信息、促成交易等服务的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在文化市场中，文化企业不必也不可能承担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全部环节的活动，而是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各类文化咨询服务机构提供选题、策划、组织、联络等各种中介服务。要实现文化创作与文化产品生产的有效沟通和对接，也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中介组织及经纪人、代理人提供设计、包装、推广等服务。

文化中介组织有助于提升文化市场效率。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中介组织的经营与服务为文化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例如，一些文化中介组织在文化产品的交换活动中，通过经纪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与服务，为文化交易双方提供沟通、合作、成交的机会，拓宽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大大降低了文化市场交易成本。

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为文化中介组织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中介组织既要承接政府转出的一些文化服务职能，又要适应文化企业和文化市场的需要来提供相应服务，正在成为政府、文化企事业单位、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各种类型的文化中介组织不但从事文化产品经纪活动，而且开始致力于开辟新的文化市场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是衡量文化市场繁荣程度和文化产业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当前，培育和发展文化中介组织，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创造公平竞争的文化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使文化中介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和联结文化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的纽带，在公平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文化产业和市场繁荣。二是转变发展观念。文化中介组织发育不足，既有体制政策的因素，也有思想观念的因素。应加强对文化中介组织地位、功能和特点的研究与宣传，充分发挥其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刘金祥《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

韩愈论道德修养

韩愈认为统治人才需要具备德与艺两方面的条件。从两者的内在关系看，德是艺的思想基础，艺是德的体现手段。德是比艺更为根本的条件。如文学写作与道德修养的关系，道德修养是文学写作的根本前提，“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因此要像古代伟大作家一样写出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一定要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以道德修养为根底，才可能有光辉的文学作品。韩愈在教育实践中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

韩愈认为道德根源于人性，基本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准则。五项之中最主要的是仁、义两项。仁、义是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人有没有道德，其区别就是看他存仁义或弃仁义。仁义并非高不可攀的目标，只是实行对人类的博爱而已。道德教育以仁义为核心，有道德修养的人，必定是“内仁而外义，行高而德巨”。

韩愈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前人的道德修养理论，总结自己的修养经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养要则。“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主张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协调自己与别人的关系。要协调关系，对自己的要求应当全面而严格，以鞭策自己不懈地提高道德修养；对别人的要求应当宽松而简单，别人也就乐意为善或改过从善。而现实的情形恰好相反，一般人对别人的要求苛责严厉，对自己的要求则很低很少。他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做了分析，认为根源是怠和忌，怠者对自己没有要求，不能提高品德修养；忌者害怕别人的品德修养获得高度评价，而对别人进行诋毁。韩愈关于责己和待人的思想，是孔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思省自勉”，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从主观上提高认识，需要个人认真深入地反省思考。他在《进学解》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德行的成就在于认真深思，毁坏就在于放任自弃。因此应当经常与道德规范进行对照而反省自己的行为，对不合仁义规范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应当感到后悔，防止再犯。他认为在道德面前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不成为君子，便落为小人，一切都取决于自己。“贤不肖存乎己……存乎己者，吾将勉之”，要在主观上保持一种上进心，勉励自己成为道德修养高的人。“知过能改”，韩愈认为对待过错也是一个道德修养问题。过错不仅是已经表现出来的言或行，没有表现出来的心思不也正是一种过错？他说：“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有些人犯了过错已有认识，对改正错误持什么态度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较积极的态度应是勇于改过，改过是为了不再有过，应该受到赞许。

（摘编自《中国教育思想史》）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尊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圈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圈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圈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媒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