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气质所指对象往往是具体的人，而较少与国家联系在一起。那什么是大国气质呢？大国气质就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中国人注重次序与稳定，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这在中国外交内政的政策与行为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晰。第一，和为贵，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特质。“和”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追求和谐、珍视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第二，稳为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目标。中国人向来注重次序和稳定。尽管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但是，好治恶乱、好稳恶变的思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第三，顺势而变是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特征。中国人非常重视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当前，中国社会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由此促使中国治理不得不顺势而变。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材料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2.3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两亿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

（摘自《中国老龄化研究报告》）

材料二：

2005-2015年中国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情况

（注）“老年抚养比”是指每百人抚养老人的数量，是衡量老龄化社会负担的重要指标。

（摘自《中国老龄化研究报告》）

材料三：

中新网北京1月27日电（杨雨奇） 日前在北京发布的《老年健康蓝皮书：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2018)》显示，与“边富边老”和“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刚迈入老龄化社会时处于“未富先老”状态，实现和推进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是中国应对老龄化高速发展态势的必由之路。

这份报告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进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增加社会经济负担，由于劳动力人口比例缩减，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照护、福利保障和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将大幅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劳动力供给格局和影响技术进步，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呈现劳动力资源短缺、与技术进步相关的人才与资源投入相对不足的局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报告称，为老年人提供可用、可及、可接受和优质的健康服务，维护和促进老年人的健康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然要求。提升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为其提供支持性的养老、预防、医疗、康复、照料环境，通过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来极大地减轻政府和社会的财政负担。

报告提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口消费率上升，倒逼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和出口依赖型向拉动内需型转变，长期照顾和老年健康服务将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促进养老产品、保险产品、医养产业等繁荣发展。

报告还提出，科学看待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全面建立有利于老年健康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使老年人及其家庭能够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促进代际关系的和谐，努力实现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报告：健康老龄化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由之路》）

材料四：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20世纪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步入此行列。由于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和西方居家形态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国家养老对策的共同之处是依赖“社会养老”功能：在社会保障体制中，老年人被赋予了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在福利设施、服务体系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针对老年人的生理情况，采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设计。

以美国为例，老年人的居住设施大致分为五类：独立式住宅、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老年养生社区，每一类辅以相应的服务管理体制。亚洲国家中，日本、新加坡等也逐步进入了老年型国家之列。因为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国家一方面汲取了西方社会福利养老的特点，充分给予老年人优厚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基于传统东方家庭观念的延续，它们还致力于开发家庭养老的功能，如提倡和鼓励“多代同居”，例如“两代居”集合住宅和“多代同堂组屋”等。

（摘自《世界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及政策实践报告》）

苏轼的审美趣味

胡中柱

①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是要求文艺作品服从于道德伦理政治，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直到唐代中叶，那些为封建文艺立法的巨匠，如杜甫、韩愈、颜真卿等，都持有相似的观点。白居易更是主张文章和诗歌要“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非常明确，可也非常狭隘。禅宗的兴起，打破了这个格局。由于禅宗主张“心即是佛”，内心便是一个可以作无穷探索的宇宙，而中唐从“安史之乱”中醒来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想对人世作进取征服，而只想享受心灵的安适，便纷纷投向禅宗，于是，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这形成了一个新的审美趋向。

②苏轼便是这个审美趋向的典型人物。他身为北宋文坛的泰斗，却从未有过如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不可一世；在艺术上，则用实践反对白居易的“泛政治化”的主张，开创了一种远离忧愤，不似孤峭，也非沉郁的质朴无华，宁静自然的韵味情趣的风格。

③这种风格的思想基础，依然是禅宗自然适意的生活主张，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外化物，重要的不是焚香礼佛、坐禅念经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向内心的探索。苏轼将这种理论用之于文学，便出现了“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说法，说明文章是丰富感情的体现，而这种思想感情如喷泉涌地，随物赋形，而行文也是如同泉流一般，如地形允许，便一直流下去，所以，苏轼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④这种风格的另一体现，是苏轼将“平淡”解释为是“绚烂之极也”，而这种平淡，还应该包含“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丰富内涵。他的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说明了这种审美趣味，一是写西湖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岂非说明最美的审美对象，正是姿态横生的自然存在。另一首是写李花，“不得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伫更纤秾”。在东坡先生的眼中，纯白的李花虽然没有其他花卉的绚丽色彩，却是更强烈、更浓烈地传递出春天的信息。这不正是平淡为绚烂之极的生动写照吗？这种美学观念给后世极大的影响。曹雪芹先生就在《红楼梦》中让他笔下的人物，写出了“淡极始知花更艳”这样的绝妙好辞。

⑤苏轼先生在评人论文时，也贯彻了这种美学观点。在黄州，他是一个待罪的不自由的官身，可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称“闲人”；在《方山子传》中，他称颂一个任侠居山，弃冠服、绝仕进的异人。在当时的“太平盛世”中，把这样的人当作理想的人格标本，明显地与其作品一样，是一种退避社会，只求内心安宁的生活态度。

⑥所以，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中，就只有陶渊明最符合苏轼的美学标准了。他那“心远地自偏”的处世哲学才是苏轼最为加以注目而赞叹的。整个南北朝，陶诗并不被很看重，终唐之世，李白杜甫也未加青目。直到苏轼，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苏东坡全集》里，和陶诗的作品就有120首之多。他发现了陶诗那种“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诗歌真谛，和用极为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表达出的牧歌式的情调，认为是美的极致，艺术的顶峰。之后，陶渊明的地位被确立，陶诗也以苏化面目流传下来。

（选自《新民晚报》，有删改）

材料一：

与美国相比，中国智能企业无论是萌芽、发展和高速成长阶段出现的时间都落后5年。中国智能企业创建时间主要集中在2010-2016年之间，占比为53.8%，智能企业创建的峰值出现在2014年，占比为15.4%。

截至2017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到2542家，其中美国为1078家，中国为592家，占比分别为42.4%和23.3%，其余的872家企业分布在瑞典、新加坡、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从地域分布看，中国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天津、湖南和山东。其中，北京占比最高，为43.9%，主要分布在海淀区；其次是广东，占比为16.9%，主要分布在深圳和广州；排名第三的是上海，占比为15.9%，主要分布在浦东新区；排名第四的是浙江，占比为8.8%，主要集中在杭州。

从产业层次上看，应用层智能企业占比最高，达到77.7%；其次是技术层企业，占比为17.9%；第三是基础层企业，占比为5.4%。与美国智能企业产业层次分布的比较看，中国在应用层的企业数占比远高于美国，而在基础层和技术层企业数占比则明显低于美国。

从企业核心技术的分布看，机器学习占比最高，为25.3%；其次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机器人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占比分别为19.3%、13.6%、10.3%；自然语言处理、智能硬件、生物识别和智能芯片技术的占比分别为9.1%、8.8%、5.3%、2.4%。

中国智能企业广泛分布在17个应用领域，其中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平台两个应用领域的企业占比最高，分别为16.7%和13.2%。智能硬件、智能制造、智能商业和零售、智能机器人、科技金融、新媒体和数字内容领域的企业数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8.1%、7.6%．7.6%、7.1%、6.6%、6.6%.

（摘自2018年06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日益突出。“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拥堵往往起源于个别节点，如果在苗头出现时，控制该路段车辆的汇入量，就可以避免堵车，保障路网有序畅通。”浙江工业大学沈国江教授介绍，他的团队将人工智能中的强化学习理论应用于交通信号控制，精准识别预测多源异构交通数据，切分拥堵区、消散区、缓冲区、常态区，从而有效缓解拥堵。

“车牌摇号、车辆限行、提倡公共交通都有成效，但交通需求持续增加，道路供给不可能无限增加，而人工智能可以让路网利用更高效。”据沈国江教授介绍，该成果过去两年在绍兴柯桥、杭州萧山等地进行了推广应用，新增产值5000万元，在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转型期，工业化正在进行产业转型以及城镇化所出现的问题会创造出大量的人工智能应用的新空间，这些空间大概是发达国家所不曾具备的。这种不完备性、需要发展的洪流和人工智能一交汇，我们就能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发展，这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意义所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说。

（摘自2018年06月11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9月5日，科技部网站公开发布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2018年度项目指南从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智能芯片与系统三个方向部署实施，实施周期为3年（2018-2020年）。

指南征求意见稿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设7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主要聚焦人工智能重大科学前沿问题，以突破人工智能基础机理、模型和算法瓶颈为重点。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设7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主要围绕提升我国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求，面向重大需求，突破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全面提升感知识别、知识计算、认知推理、协同控制与操作、人机交互等能力。

智能芯片与系统设3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应用生态基础建设，从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和基础支撑角度，重点研究新型感知器件与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的关键技术标准以及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

（摘自2018年09月06目《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