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也有时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在诗里能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诗的停顿，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是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说来，一个词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问，不仅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的《诗显而词隐》，有删改。）

《红楼梦》是反映明清之际女性诗歌教育的绝佳典范。从红楼女子的诗教，我们可以窥探出中国古代诗教在女性身上绽放出的零星光芒。

女性美德的培养是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明清时期女子教育观念处于矛盾之中，虽有一些开明之士从“由礼而通诗”的角度肯定女子研习诗文，但只有文化素养较高的家庭认为教女子识文断字有助于“见礼明透”。红楼女子的诗歌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并体现出对固有女性德性诗歌教育的反击。红楼女子身份不同，地位悬殊，但唯有在诗词面前，她们有了乐趣，有了美好，有了平等，有了尊严。

红楼女子能接受到包括“诗教”在内的良好教育。元春入宫前自幼系贾母教养，贾府三春也都有专门的塾师，黛玉在进贾府前也有贾雨村作过她的私塾老师，宝钗读书识字较之其兄竟高过十倍。同时，贾府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氛围为她们提供了良好的诗教环境。此外，家庭戏曲演出的熏陶，也为她们接受诗歌教育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牡丹亭》《西厢记》等优秀戏曲中的曲词诗句，更能够感染人，形成艺术共鸣。这些均可见当时富贵人家女子的启蒙教育情况。

在大观园中，诗教更是无处不在。诗歌是她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趣的学习模式。大观园中五次结诗社；每逢节日庆祝更是要命题限韵写诗，评出魁首。这种结社做诗、联诗赛诗活动，是宝玉和女孩子们经常拿来闲遣时光的游戏。即使是最普通的女孩子香菱也习诗，在黛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导下，几日后便能谈出些体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学习切磋，实际上就是诗歌创作中面向现实、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教育过程，对女子诗教成长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红楼女子因足不出户，其诗词创作往往多是对景物情状的摹写与感慨，如黛玉的《桃花行》《秋窗风雨夕》和宝钗的《咏海棠》《忆菊》。这些诗作往往表现出女子细腻的内心和高水平的审美鉴赏力。在诗歌风格上，除宝钗的“含蓄浑厚”“温雅沉着”外，整体上都偏阴柔，如黛玉的《葬花吟》。在作诗手法上常引用或化用唐人诗句，如黛玉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化用了白居易的“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薛宝钗在《牙牌令》其四中的“水荇牵风翠带长”引自杜甫的《曲江对雨》。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此前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此时期女子教育的内容涉及广泛，以诗词教育最甚。其原因是女子比较感性，诗词的艺术魅力与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相契合。据统计，专门收录清代妇女诗集的作品就有多部，可看出清代女子诗词创作之盛。

红楼是明清女子诗教一隅。纵观明清之际，虽然正统礼教观念始终压抑着女子的才情与热情，但是思想进步的大家们，为女子读书而辩护，并亲自任闺塾师，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子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出现了大量以诗才彰显的女子，如有着“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江南才女吴藻等，她们著作存世的背后，无疑是女子诗歌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选自刘娜《<红楼梦>中的女子“诗教”》，有删改）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导向效力及其强弱，除了要以被评价者的心理机制为内在基础，还会受三个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一，人们是否处在彼此之间能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中。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差不多要和同样的人打交道，相互关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这就为及时做出社会性道德评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熟人社会中的人都彼此知根知底，这就为对每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熟人社会中一个评价结论一旦给出，就会对评价对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性道德评价给予一个人的是好名声，他就会由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反之，他就会由此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孤立。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对该人没有做出新的评价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二，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否大体相同。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一个行为者及其作为进行善恶评价，通常都以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符合该标准则为道德或善，不符合则为不道德或恶。如果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就会形成统一的声音或社会舆论；反之，则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或社会舆论。显然，只有统一的社会舆论对评价对象才有最大的威力，而说法不一的社会舆论要么使评价对象无所适从。要么使评价对象把评价不当一回事。

其三，社会成员是否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的主体。如果无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那么就不会有社会性道德评价；只有少数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也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不因与自己无关而仍愿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做到的事。首先这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倘若需要用明评的方式对评价对象做出否定性评价，还得冒得罪人的风险。因而必须是有较强道德感或正义感的人，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人们生活在可以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趋于一致、人们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主体，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才最强。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影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整体效力。相对而言，

(摘编自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教育部日前就《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琴”、“亲”、“魅”等44个汉字的字形拟进行调整，公示期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宁教授等在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他们认为，调整44字的字形只是调整印刷宋体字，不是另搞一套，根据调查数据显示，67%的公众表示赞成，约6%的公众表示反对。可新浪网的网上调查得到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九成以上的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是“穷折腾”。王宁教授强调，一个字改还是不改并不是以多数投票为据，而要看它合理不合理，要看它有没有道理。既然“一个字改还是不改并不是以多数投票为据”，那么，为何专家们还主动提供调查数据，以示多数公众支持呢？

在笔者看来，上述官方和民间完全相左的“民调”，以及专家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恰恰表明规范汉字不能是少数几个专家说了算，而应该广泛听取意见，因为汉字字形的调整，关乎的不仅仅是汉字本身的“美观”、符合“字理”，更涉及各方利益。目前规范汉字这一做法，本身就需要规范。

专家们一直声称，规范汉字，调整字形，并不影响大家的生活。但是，如果汉字已经变形，那么，所有印刷品、出版物，都得修改，有人算了一笔“规范”成本账：44个字“整形”后，字典、课本、招牌……都要重新修改，花费可能是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这么大的一笔成本，谁来承担？无论是政府出钱（涉及城市的道路、标牌），企业出资（本身的形象识别系统、广告宣传，比如某个琴行、某个亲水花园），还是老百姓埋单（字典、教材等），都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怎么说没有影响呢？　　

其实，比规范汉字更严重的问题是，规范汉字没有得到规范使用。对于已经“定形”的汉字，乱用、乱写的情况并不鲜见，对此，谁来进行规范？比如，随意增减笔画， “污染”的“染”经常有人在“九”中加上一点，“茂盛”的“茂”下面多加一点；再比如，广告中的滥用谐音，几成文字污染，如卖沙发的写成“坐想（享）其成”，卖饮料的写成“饮（引）以为荣”，卖蚊香的写成“默默无蚊（闻）”……这些问题早已被语言文字专家指出，可这些广告语至今仍随处可见。这44个汉字整形之后，如果教材不改、门牌不改、学生作业不改，那么，规范字的不规范使用问题，不就更严重了？　　

单从“字理”上说，对一些汉字进行变形，可能是合理的；可是，规范汉字的规范使用，必然有“推广”与“规范”成本，在进行变形决策时，这是比“整形”更重要的事，如果要花上百亿元去为44个汉字的美容付出代价，这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只有慎重地全面分析、评估调整汉字字形的必要性、可行性，才能使汉字的规范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笔者所担心的是，贸然对汉字“整形”，将加剧汉字使用的不规范，而不久之后，面对严重的使用不规范，再进行新的“整回原形”，会让汉字美容最终成了汉字毁容。

（选自《广州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