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常常看到“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这类话题。事实上，不少传统文化的内容与改革开放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或是毫不相干的。例如，《楚辞》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改革开放?二者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不等于说《楚辞》没有价值。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其价值并不可以也不可能在功利主义的坐标中得到肯定，而是要站在文化自身发展的立场上来断定其价值。

至90年代末，学术界在“传统与現代”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是不可能的；传统文化对于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于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知何创造性地传达其意义。

在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中，“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功能性的概念。事实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或“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一个范围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问题的课题，这是国为“现代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現代生活中仍有传统，也不可能离开传统。尤其是現代人仍需要终极关怀、价値理想、人生意义、社会交往，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承继与转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支持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其理性化的同时，还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思考中华文化传与中国現代化发展的问题，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价值更为凸显，传统价値体系的集成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完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一切传统都与现代化有冲突的一面，都必然对現代化发展中的物欲横流、价位解体、人性异化、人际疏离、文化商业化等消极因素持批判态度。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规范引导現实、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转型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与其他外来文化和宗教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发挥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在稳定社会心态、塑造向上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这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我们高兴地看到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已经日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对振奋民族精神、重建价值体系、复兴中华文化的关注和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关注已经从现代化的主题转为民族复兴、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主题。当前，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发挥传统的积性、如何借鉴传统的精华，从而提高文化自觉，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正是文化心态成熟的标志。

节选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年第4期

孙子认为，“百战百胜”并非用兵打仗的上乘境界，表面风光无限，其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高明的战略家应该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通过高明的谋略算计敌人，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不经过直接的战场交锋而使对手屈膝投降，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势所必然，因为这样做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敌方来说，反抗最小；对普通百姓来说遭受的灾难最小；对天下来说所获利益最大，后患最少。这无疑是最佳选择。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影响深远，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如《六韬》就一再宣扬“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其他像《淮南子·兵略训》《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百战奇法》等典籍在这方面也有大同小异的说法。

从战史上看，那种“上战无与战”的现象也是存在过的。墨子与鲁班先生一番沙盘攻守推演，逼得楚国国君不得不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郑国烛之武夜见秦穆公，劝退秦师，一举挫败秦晋联军灭亡郑国的企图；韩信采纳李左车的建议，派遣使者传威慑，不动干戈而顺利平定燕地等事例脍炙人口。由此可见，在一定条件之下，开展正确有力的政治、外交斗争，仍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不过，因此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尊奉为孙子整个学说的精髓，又完全是郢书燕说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难免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实属偶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孙子更注重从实际出发，立足于高明的作战指导，通过战场上一刀一枪去争取胜利。当然，出发点是完全建立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认识的基础上，即所谓“以破求全”。这显然是孙子“全胜”战略思想的第二个层次，与前一个层次相比，它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孙子站在“全胜”立场上，特别强调战略方案选择上的多样性。必须有上、中、下三策，必须有各种预案，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佳的结果。最好的选择，无疑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主要手段为“上兵伐谋”，用谋略摆平对手。然而，这毕竟是小概率情况，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退而求其次，“其次伐交”，耀武扬威，用强大的军容震慑住对手，使对手知难而退。如果用威慑的方法无法让对手屈服，那么只好再退而求其次：“其次伐兵”，通过野战克敌制胜。这成本当然更大。但孙子眼中，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在野战中未能全歼敌人，部分敌人成了漏网之鱼，逃入城中，负隅顽抗，而城池必须攻克，这时候，就只好做出最后也是最差的选择：“其下攻城。”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种伤亡最大、最不经济的打法，按孙子的观点，虽然“攻城”是最差的选择，但毕竟还是一种选择，比没有选择要好。

孙子使他的“全胜”战略思想系统化和具体化了，一方面确立了崇高的、理想的追求与目标，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又规范了付诸军事斗争实践的可操作性，两者互为弥补，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必以全争于天下”这个基本宗旨。孙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与结合点：既志存高远，不甘于庸碌无为，又平心静气，不存异想天开之念。

（摘编自黄朴民《<孙子兵法·谋攻篇>发微》）

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朱大可

①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为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名单中名列第三。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其中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国公民出国时，在公共场合要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争吵；等等。

②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④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民主、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观。

⑤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专利，更与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能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民族来说，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不过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⑥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口号，此后，以政治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来，第三代新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水平，却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政治灌输方式，容易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⑦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持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物，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用了三百年才塑造的教养，我们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