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

文欢

张大千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的美誉,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大千”二字是他19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汀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这一感情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为其取“大千”二字为法名。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三个月后,他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就主动回家了。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到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1/3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1949年,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他自有一番隐衷。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肤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太太曾正蓉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开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抚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思,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1982年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4岁。

为了纪念这位终生致力于中国绘画艺术研究、发掘、整理的一代艺术伟人,张大千的家乡人民建造了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石雕坐像,并将此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张大千逝世的地方——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也建有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在海峡两岸都建有纪念馆的艺术家,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位。

(选自《三峡文学》,有删改)

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读书、藏书、书写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书斋是以个人名义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汉代儒家学者和诗赋作家，均有自己的书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书斋往往是民居中唯有的精神场所。它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以形成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

书斋有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做学问的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是书斋主人个性得以施展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书斋宜明朗、清静，不可太宽敞。明净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种上青翠的芸香草。书斋中宜设长桌一张，放古砚一方，置笔筒一个，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等书及字帖画卷。人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有些人认为，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也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然而，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在新的时代，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味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基础。

今天，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书斋》）

老安羊杂碎汤

李佩红

从这里搬到那里，人老了，食物不老。

羊杂碎汤仍然是老味道。老安羊杂碎汤在焉耆卖了几十年。

从前，焉耆没有羊杂碎汤，这种小吃是100多年前回族人从口里带来的。假如时间向后倒退100多年，你能看到荒凉的河西走廊，一群一群从陕西、山西、河州、湟水落荒而逃的回族人，他们心里面揣着对故土的思恋和忧伤，扶老携幼、神色仓皇、衣衫褴褛，凄凉而又孤独，走在被无数人踩踏出来的砾石路上。向着西方，顶着风沙，一直走，一直走，进新疆， 过迪化，翻二沟，抵和硕……似乎前方的路永远没有尽头。迫不得已背井离乡的人是连根拔 起的小草，他们得在饿死、累死，病死之前，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中的人谁也没有料定，此生会被焉耆这片古老而渺远的土地收留、供养。

“这支由勇敢的商业家和航海家组成的民族，在东方古国的人海里挣扎，以防沉没。他 们用唯一的一条船保证自己的种族在历史中向前航行，这条船就是伊斯兰教。”（散文家周涛 语）当然，连接这条船的还有共同的饮食文化。只要有回族人居住的地方，肯定有羊杂汤、粉汤、油香、泡泡油糕，别小看这一点，它是一种文化符号，一把开启神秘大门的钥匙，一条连接回族族群的纽带。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民族如回族这般分散，星罗棋布。但是，无论时 间和空间相隔多远，他们都顽强地保持着吃相同食物的习惯，初见，只一碗羊杂碎汤，立刻 会确认彼此的身份，拉近彼此的距离，拉近彼此的心。

在新疆生活久了的汉族人，出门在外都喜欢选择回族餐厅就餐。回族人出名地爱整洁， 对一切事物信奉至清至真。老安认为，饮和食是件严肃的事情，严肃到与心有关。老安在做 羊杂碎汤时心很清真，清即清洁，真即货真价实，不欺不瞒。老安说，制作食物和唱歌、跳 舞一样，你用不用心，观众能感觉到，食物的优劣，舌尖也一触便知，欺骗别人，轮回到最 后，即欺骗了自己。至于卖一锅汤赚多少钱，似乎与他无关。老安很享受制汤的慢时光，他 感谢上苍给予的馈赠。老安想到他活到古稀年纪，身体仍然健康硬朗，心里倍感欣慰。老伴 慈温，儿孙满堂，生活安适，这不就是百年来向往的日子。老安想要时光慢下来，再慢下来。 他在重复而细碎的时光里，把一锅一锅羊杂碎汤细火慢炖，使香气收敛，绵绵散出，不至于 消失得太快。一个人的喜悦与幸福融进汤里，这就不再是单纯的羊杂汤了，而是老安一生的修炼，一世的禅悟。

焉耆，有老安这样的回族人，犹如他做的羊杂碎汤，色香味俱全了。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春节向来颇受关注，关于它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的描述其过程，有的介绍其礼仪，有的探讨其影响，角度不同，内容多样。这些都为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春节扩展了视野、提供了帮助。然而，春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如何演变的？我们应如何把握其文化精神？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其略云：行属于火，谓之差者，立春节……当然，《太玄经》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廷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月正”问题，史上有不同描述。汉代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疏的《尚书注疏》卷三记载了三国时期王肃的看法：“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意思是讲，殷、周改了历法，只是为了让人们一新耳目，其实在夏朝以前都以正月建寅。王肃所谓夏朝以前，到底可以推到什么时代？孔颖达等经学家们推到了尧舜；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言：黄帝乃“顺天地之纪”，《史记正义》进一步说“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根据《尚书·洪范》的解释，“历数”就是历法，具体而言即推算岁时节气的次序。如何推算？从现有史料看，也就是通过天干、地支的组合，来标识年月日时。张守节《史记正义》尚称，“黄帝受神荚，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由此可见，以天干、地支为组合元素的历法模式产生于黄帝时代是有案可稽的。既然如此，也就有了每年的“元日”或“岁旦”。尽管今天我们难于知晓黄帝时期如何命名岁首，但那个时代创造的历法模式却为后来的春节礼俗奠定了基础。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记载，在立春节气，天子亲自率领朝廷要员，到京畿东郊去举行“迎春”祭典。东郊祭祀完毕，天子赏赐参加祭祀典礼的官员，发布蕴含阳德与柔和精神的指令，广泛布施，惠及百姓。同时，诏命太史官保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使历法的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行周期的记录成为往后的遵循。还有，在正月元日，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其目的是祈求上天赐予五谷丰登。“籍田”仪式之后，天子率众回到太寝祖庙，赐酒予众官，开怀畅饮。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立春可能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的典礼活动。

《吕氏春秋》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光明日报》2019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