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媒介事件的文学

陶东风

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给人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准确地说是文学越来越远离公共领域，其承载的公共性和公共意义越来越稀薄，被媒介关注并成为媒介公共事件、新闻事件的概率、可能性大大减少。

⑵近些年来，只有当文学被媒介关注、成为公共事件甚至新闻事件之后，才会受到公众关注，才能摆脱所谓“边缘化”的命运。近几年一些受到媒体和公众关注的文学现象，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的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比如韩白论争、中学语文教科书该不该拿掉一些鲁迅作品的讨论等，都是属于媒介化文学事件。

⑶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只有这些 “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似乎还能给今天的文坛注入一些活力，引来一些关注。当然，在那些坚守审美自律立场、艺术自律精神的人看来，恰恰就是这种来自公共性的“活力”导致了文学的死亡。不管是活力也好、死因也罢，文学必得成为公共媒介事件、新闻事件，才能引起公众，也包括大多数批评家的兴趣。诚然，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时代，但它却是一个疯狂渴望新闻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了新闻就会不知所措的时代。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媒介公共事件的文学现象大多是由媒体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炒作”起来的。

⑷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的特点是：它们全部不是纯文学或纯审美的现象，而是和其他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紧密交叉在一起的，比如教育、伦理道德、公民素质问题等。但是在这个媒介普遍低俗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加上很多大众对于私人隐私的窥探欲，所谓媒介化的“公共事件”也可能只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因为被媒介化而赢得了知名度和可见性，却缺乏和公共利益的实质性关联。

⑸那么， ？ ？由于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现象，而是以文学为缘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对于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我们不能完全以审美的、文学的标准来进行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媒介文学事件之后是否留下传世的文学作品或伟大的文学观念，而且也要看它是否产生了超越了文学、审美的公共意义。比如“韩白论争”中的语言暴力可以了解网民公民素质的缺失，暴露“80后”理性沟通能力的欠缺。红色经典是否可进入语文教材的讨论，实际上涉及教育理念问题，如何认识革命文化遗产问题等。这些问题是文学问题，又 文学问题，或者 文学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公共媒介事件的文学，我们不应该坚守文学自身的评价标准，至少是不能用纯文学的那套批评话语去把握它，否则就会导致不必要的错位。

⑹遗憾的是，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的缺点，除了其可能产生恶俗的、没有真正公共意义的八卦式媒介事件之外，还有它的非持久性。在一个媚俗的、急功近利的消费主义时代，大凡公共事件、新闻事件都有很大的时效性，难以获得公众和媒体的持久关注。就近来的一些媒介化文学公共事件而言，比如“二锅头”事件，“韩白论争”等，本来都是很有意义的媒介公共事件，但是却无一不是随着媒介和公众的兴奋点的迅速转移而转移，成为短命的媒介事件。

⑺比如，顾彬教授把中国现代文学比作五粮液（喻优秀），把当代文学比作二锅头（喻低劣），并认为个中原因是现代作家多懂外语而当代作家不懂。这个说法本来应该可以引发对于中国文学与语言关系的认真讨论，并获得结实的学术成果，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无论是顾彬自己，还是顾彬的反对者、支持者，都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看来，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只能挑起话题而不能持续话题，要把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持续下去，我们不能指望媒体，而应该指望学者和批评家及时地接过话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今天的批评家和理论家，既不能一概拒斥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对之嗤之以鼻，也不能不加批判地加入炒作起哄的队伍，忘记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的批评立场；而应该仔细分辨，把其中真正有公共意义的事件分离出来，接过来进行认真深入的学理探究。

⑻但不管如何，作为公共事件的文学提醒我们，文学是多维度的，它可以不进入公共领域，基本上不具备公共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文学的公共性和公共意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