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智慧”再思考

访谈嘉宾：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问：传统认为，中庸是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与思维方式。究竟怎样理解中庸？

②答：按照中国儒家的理解，中庸就是执两用中，即两极之间取其中。但执中不是半斤八两式的静态结构，而是事物发展的两种极端可能性之间的动态均衡，比如人格的文质彬彬，行事的不偏不倚。

③由此可见，中庸的实现需要一种洞见，一种独特的视角，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它是一种平凡中求不平凡的方法。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需要人们具有很高的眼界，很敏锐的感觉，很深厚的经验知识积累，才能确定此时此地最合度的方法。

④问：在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演变中，中庸的效力是如何体现的？

⑤答：哲学史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问题型的，如：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他们的思想比较激进，剑走偏锋，语不惊人死不休，凭借激情、想象，把问题追至极端，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寻求问题的深刻解释或解决。问题型哲学家对于突破既定传统和思维定势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诚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言，人类思想的进升既需要狐狸——那些问题型的哲学家，也需要刺猬——那些综合型的哲学家，比如：近代的康德、黑格尔和当代的罗尔斯。他们不忽略任何哲学问题和观点，善于从各种哪怕是极端的哲学观点中，发现综合、整合的可能。他们往往热衷于体系构建，立论相对中肯，即使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观点，也不完全否认。

⑥不仅在哲学理论中是如此，在社会实践中也是如此。比如战争。战争在革命年代是必要的，但革命只是社会进程的一个方面，是被迫的选择。纵观人类历史，革命和暴力决不是历史的常态和目标； 是为革命而革命， 是为建设而革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当然有其历史意义，他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但同时也需要建立秩序，以便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但在和平年代，稳定和谐就成为最高的政治价值，需要循序渐进。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具有中庸品格的民族和政权将最后取得胜利，因为它们的行为和观念恰当适度、健全合理。它可能在某一时刻的行为方式不是最好的，但从长远看来，却是最恰当的。

⑦问：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庸对于大国形象的塑造有何作用？

⑧答：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化方面。盛唐之所以为盛唐，在于其繁盛的文化。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杂烩的，而是中庸的，它需要在古今中外四极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花齐放，各美其美。多元文化的蓬勃生机与核心价值引领的均衡正是构建和谐世界的文化精神基础，而善于学习的文化才是最伟大、最丰富的文化。善于学习代表着一种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姿态，是文化进步的永恒动力。这是我们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根本理由。

⑨美国的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美国的文化一度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美国的当代困境，主要并不是其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困境，而是其学习态度的减弱、学习精神的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导师心态。一般而言，导师心态总是容易导致封闭，容易走向权威主义、绝对主义和信仰主义，实与理性精神相背。中国的强大和可敬可畏之处也正在于中国的学习型文化，总体上我们一直保持着自汉唐以来的文化学习姿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旺盛的学习精神和学习能力。中庸的智慧告诉我们，要平等地对待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相互学习，养成习惯。这既是文化强大的前提，也是文化真正强大的表现。

（节选自2012年1月4日《光明日报》，访问者：胡明峰）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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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近年来,艺术史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艺术品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局限于图像、风格等艺术范围之内,还应拓展到作品的物质性特征和存在方式。如果对中国传统的“卷轴”这一装裱方式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物质性特征常常是文化精神的某种映射。

把卷轴和西方油画的装饰形式进行比较,两者的不同显而易见。油画完成后被嵌入硬质的四边画框,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展开”,体現出对静态的空间的占有意识。而中国书画所采用的卷轴形制,则自然引出一个“合”的结果。敛合意味着对空间尽可能的放弃,却隐含了时间性的要求。

卷轴提供的形制,保障了舒卷的权力和自由,而在长幅横式的卷轴作品中,舒卷过程本身就是观看活动的一个介入因素:它拒绝对全幅作即时性的呈现,而对观看范围进行必要的控制,使观看成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具体而言,这类作品展示时,作品左侧部分随着观看的进行被陆续打开,与此同时,右侧部分则被不断收起,观看老视野所及,就是“舒”和“卷”所呈现的自然范围(约为一个手臂的长度)。这种观看方式,要求作品在展示过程中体现出“段落感”,以使观看者视野中的图像保持一个相对完整而又不完全重复的空间,这样的段落空间是逐步呈现和不断变换的,因而是由时间统领和支配之下的空间。这是此类卷轴作品与静态展示的油画作品的重要差别。

考察卷轴的敛合形制,我们会进一步联想到收藏的行为,因为敛合也正是收藏的一个基本动作“藏”是中国人处理既往事物的一种态度和方式,收藏的行为是使所收蔽之物尽可能地延伸到未来,把未来变为它曾经存在的“过去”,这样的意义上,要求所藏之物具有物质和精神价值上双重的持久性。卷轴所支持的敛合形制,可使作品避免因长期暴露在空气和光线中而受到损伤,也暗示了对作品时间性要求的尽力满足。

敛合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还可能是对观看者进行挑选的一种方式。卷轴的形所隐含的既不是无条件的展示,也不是全然不允许观看,它陪示着古代士大夫艺术活动中那种“限制性”的观赏。”更起粉清高百尺莫令门外俗人看”,宋人孙少述这两句诗对理解这个问题或许有点帮助。该诗的题目是“栽竹”,考虑到竹子清出绝俗的文化品性及其与文人墨客的精神关联,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诗句看作古人艺术观念的隐喻。“粉墙”象征着艺术家及收藏者与世俗阶层的趣味隔阂,他们通过粉墙圈筑出自己的庭院,就等于塑造了趣味的共同体,正如布迪所说:“趣味是分等级的,它会区分出不同的级别群体。被分成不同等级的社会主体,通过自身制造的区阁,会在美与丑杰出与庸俗之间区分自己。”

既然这样的粉墙是由栽竹人有意构筑起来的,墙内的景观也就成了一种阶层身份的表征。当作品舒展开来的时候,它面对的不可能是公众,相反,其展示常常带有私密的色彩。通过大量的古代文献和图像资料可以知道,艺术品的展示通常是在一个称作“雅集”的小型私人聚会中进行,被邀请的观看者则一般是文人名士。而将一件艺术品长时间地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不仅不是慷慨之举,反倒可能被视为不谙风雅的行为。

(选自姜勇《舒卷的粉墙》有删改)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