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与利之外

周国平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假“义”之名逐利的伪君子和轻信“义”的旗号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于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的。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它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到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选自周国平《朝圣的心路》）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词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受到重视，朝廷往往从民间征召“笔杆子”。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等辞赋名家，最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也没广告分成一说，自媒体人靠什么获取报酬呢？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就是因打赏而来。

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蜀地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载，王褒才华横溢，擅长辞赋，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等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后来，稿费制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代，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的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润笔。尤其是韩愈，他擅长写墓志、碑文，有时一篇碑文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墓志、碑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辞。其实，“谀墓受金”者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说法也曾被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就已存在。

尽管润笔在中国出现时间较早，但一直到宋代才成为一种定制，形成类似于现代稿费制的“润笔制”。

“写软文”被现代一些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的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早在汉代便出现了相当出名的软文，如司马相如写的《长门赋》，司马相如在序文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的创收手段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润笔之外，还有“卖文”“提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倡导全民阅读不必排斥网络阅读

现代社会，很多人面对诱惑，渐渐变得浮躁起来；孩子们因沉重的学业负担，往往无暇在课外阅读经典名著；网络文化盛行，使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疏远了经典阅读，而处于“浅阅读”状态中——有人因此惊叹：传统阅读的逻辑性遭到了破坏。

国家《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阅读名著，既可以拓宽视野，增加文化积累，又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为终身的阅读和写作奠定良好基础。这一切应是水到渠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现在的学校里，许多学生似乎只在读教科书，许多老师也似乎只在读辅导书。以这样的功利性的阅读状态，能读出快乐来吗？因此，要达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第五次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互联网阅读率为36.5%，比2005年的27.8%提高了8.7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34.7%，比2005年的48.7%降低了14个百分点。网络阅读首次超过了图书阅读。其实，网络可以是人们吸取知识、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就看怎么使用。引导青少年读书，不能排斥网络，关键要看网络阅读在读什么。网络阅读如果作为一种学习方式，与经典阅读并非水火不相容。

网络的特点与优势，就是方便、快捷、海量、高效，容易激发阅读者探究与参与的兴趣。而懂得教育的人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动力。孩子只有对阅读感兴趣了，才能从内心深处对课外阅读产生主动需求，才会把阅读当成一种享受，也才会感受到阅读的乐趣。所以，名著本身，也可以有多种读法，包括网络阅读。我们应该利用网络优势，积极组织健康有益、积极向上的资源上网，鼓励大家多读优秀的东西方文化经典书籍，也就是多读名著，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全民的思想和文化素质。

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人们的阅读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网络时代尤其如此。读书是追求人生的完善，如果把读书功利化，就失去了阅读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之所以喜欢网络阅读，很大一个因素，是因为网络阅读大多是在自由、无拘束、无负担的心理状态下进行的。

英国散文家理查•斯蒂尔爵士说过：“阅读之于心灵，犹如运动之于身体一样重要。”阅读的重要性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不管是书本阅读，还是网络阅读，名著阅读可以形式多样，但本质上来说，阅读没有捷径可走。一本书好不好，值不值得阅读，如何阅读，诸如粗读还是细读，深读还是浅读，只有亲自“下水”读了，才能作出判断，才能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提倡全民阅读，首先需要培养的，是善于阅读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