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舞鱼龙灯的习俗在我国历史悠久。在我国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均可以找到关于鱼灯的记载。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有关于鱼化龙、龙化鱼的记载，两千多年前，在西汉京都长安，鱼灯、龙灯及鱼龙文艺已盛极一时。南朝梁元帝萧绎《对灯赋》中也有“本知龙灯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对元宵夜抢眼夺目的龙灯、鱼灯称赞有加。宋朝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中生动再现了通宵达旦舞鱼龙灯的盛况，体现了鱼龙舞在花灯表演中所担负的重要角色。

那么，究竟什么是鱼龙舞呢?鱼龙舞是鱼灯和龙灯混合表演的舞蹈。鱼龙舞成为古代节日文化重要的表演习俗，源于古人的崇鲤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六千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生动的鱼纹。人们在从事日常的捕鱼生产中，把有关鲤鱼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将鲤鱼视为神鱼加以膜拜，并发展到以鱼为图腾的原始巫术舞蹈。这种发轫于巫术的舞蹈对后世鱼龙舞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元宵节表演的鱼龙舞总给人鱼龙相随，鱼龙混杂的印象。宋代《埤雅•释鱼》记载：“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本草纲目》称：“鲤为诸鱼之长，形状可爱，能神变，常飞跃江湖。”清代《辛氏三秦记》记载：“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为鱼，故云曝鲤龙门。”唐朝大诗人李白专门为鲤鱼跳龙门写了—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按照民间传说，凡跳过龙门的鲤鱼即可变成龙，即与《西京赋》中“鱼化龙”的说法相吻合；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归来伴凡鱼”。也有记载显示，“归来伴凡鱼”的既不是原来的鲤鱼，又不是飞过龙门的飞龙，而是在“鱼化龙”中变异而成的鳌鱼。鳌鱼保持了龙头、龙角、龙须，其身上却布满鱼鳞，保留鱼尾。这一变异在传说故事中是以鲤鱼“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实现的。无论是“鱼化龙”，还是“龙化鱼”，均反映了“鱼龙合一”以及它们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

传承至今的鱼灯舞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传承千百年而不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分布在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广东梅州的鲤鱼灯舞以及福建莆田的九鲤鱼灯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地的鱼灯舞和宋代的鱼龙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沙头角鱼灯舞的表演形式以众鱼围绕“神鱼”黄鳢角展开，整个舞蹈呈现了群鱼献祭的主题。舞蹈的重点角色“黄鳢角”即为鳌鱼的化身；梅州的鲤鱼灯舞也被称作“五鲤跳龙门”。五鲤由一雄四雌组成，唯一的一条雄鱼，即为青色的鳌鱼。舞蹈由5位年轻的女子表演，鲤鱼灯舞深受汉代乐舞百戏的影响。莆田的九鲤鱼灯舞在表演时，由9条不同的鱼在龙珠灯的引导下出场。据考证，九鲤鱼灯舞和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无论在舞蹈动作，还是在鱼龙组合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鱼灯舞蹈的表现内容、源流和传承发展来看，三种鱼灯舞均呈现了较强的独立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们与中原古代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不断吸收各地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才发展到如今人们在元宵节花灯中所看到的精彩纷呈的鱼龙灯舞。

  (摘编自《元宵时节舞鱼灯》,《百科知识》）

陆游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几，受江西诗风的影响，后来从军南征，亲历战争生活，因而从江西诗派的形式主义影响中解脱出来，步入现实主义创作轨道。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诗人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和创作实践经验的日趋丰富，诗歌风格发生某些变化是很正常的。但是，诗风发生变化并不等于完全抛弃了原来的诗学主张。

江西诗派众多诗人是严守某种统一的诗法规范还是具有各自的创作方法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江西诗派是一个凝固的诗人群体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群体？我认为，江西诗派自宗主黄庭坚起便倡导求新求变，如果说黄庭坚在元祐（包括之前）的诗歌作品具有瘦硬、奇崛、拗峭等特征的话，在其贬官黔等地及以后的作品，则更注重诗歌的平淡之美。黄庭坚在给他外甥、学生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强调应多读古人书，在广泛吸取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这种思想可以说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整个发展嬗变史。黄庭坚既讲法度，又推崇创新，二者并不矛盾，讲究法度并不等于死守法度，而应灵活运用。江西诗派作者吕本中深谙此理，于是提出“活法”说，进一步阐明了如何运用法度，亦即继承前人艺术规则的问题。“活法”说在南宋初年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巨大，成为诗坛上公认的艺术准则。

正是由于黄庭坚并不谨守褊狭的门户之见，所以其门人弟子都以求新求变为能事。如徐俯曾答客书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清波杂志》卷5）对他人赞美他与黄庭坚的渊源颇为不乐，显然意欲自成一家。与徐俯交游甚密的韩驹也曾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却说：“我自学古人。”（周必大《文忠集》卷19）正是由于这种追求新变、力求自成一家的倾向使得江西诗派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吕本中提出“活法”说后，“活法”之说，一时盛行于南北宋之交的诗坛上，成为促进江西诗派发展变化的重要诗学思想。除诗歌发展本身的因素外，吕本中、曾几等江西后学都经历过“靖康之变”，社会环境和诗人心态与黄庭坚所处的北宋中期大不相同，创作方法与作品风格发生变化实属必然。

此足以证明，将江西诗派视作一个远离生活，仅仅以雕镌文字、追求形式瘦硬拗峭的诗歌流派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既然江西诗派本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嬗变的进程中，曾几又是陆游的授业恩师，则陆游与变化中的江西诗派有某种契合之处便决非无端臆测。

事实上，陆游终生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曾几对他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陆游晚年为曾几奏议稿作跋，追忆说：“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时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渭南文集》卷30）在这篇短小的跋语中，陆游对曾几奏议稿的其他内容只字不提，唯独念念不忘恩师的这份爱国忧民之情，足证曾几此种情怀对陆游的影响之大。

陆游在诗歌探索方面与江西诗派的契合，还可以从他对晚唐诗的态度窥见一二。《剑南诗篇》卷45《追感往事》云：“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对当时崇尚晚唐诗歌的风气十分不满。而自黄庭坚以来，江西诗派对晚唐诗歌均评价甚低。凡此种种，都说明作为江西弟子的陆游与江西诗派的诗学祈向有着相当多的一致之处。

我国高等教育要培养时代所需的创新人才、高素质人才，不仅需要建设“新工科”，也需要建设“新文科”，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创新。概言之，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也要主动回应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提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支撑。

如今，我国正在实施网络强国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这些国家战略作为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大批新型工程科技人才，也需要大批新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例如，无人驾驶技术已经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前沿方向。然而，目前无人驾驶技术推广落地的一大障碍是与无人驾驶配套的相关法律、公共政策等尚不健全，如何调整无人驾驶技术在应用中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还缺乏相关规则。这也说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科学技术支撑，也需要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支撑，需要培养一批了解新科技发展并能积极作出回应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出现了大量新兴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工程、虚拟技术等，其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与合理运用等问题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创新突破口。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面前，哲学社会科学应主动与理学、工学研究相结合，为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有用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撑。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推广，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学会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这是运用传统研究方法无法做到的。因此，将来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同样需要学习掌握编程、大数据采集和处理等技术，运用机器学习或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问题展开分析研究，成长为能够对未来技术创新和社会变迁作出积极回应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推进新时代文科建设，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凝聚起高校和社会新文科建设的共识。可以在综合性大学、综合性文科大学以及单科优势大学中选取一些牵头单位，也可以按照不同学科门类展开探索，寻找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大力发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相关的新兴文科专业。也可以尝试先行推动智能法学、智能政治学、智能社会学、智能伦理学、智能新闻学、智能教育学等智能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并将社会和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引入教学过程。根据各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大胆改革、先行先试，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文科大学、一批社会急需的新兴文科专业和一批体现社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新课程，培养一批适应新文科发展要求的高水平大学教师，建设一系列跨学科技术及商业应用研发平台，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走出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新路。

（摘编自高奇琦《建设时代所需的文科》，《人民日报》2018年10月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