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的在意与不在意

诺贝尔奖各奖项名单的陆续公布，又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舆论乐此不疲的“诺奖情结”。看重诺奖的一方，头头是道地列举为什么我们出不了诺奖。不屑诺奖的一方，则条分缕析地劝慰诺奖不代表什么，只是组委会一家之言。

其实，只要沉下心来，去感受那一个个发现，是在怎样艰难的研究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没有错过那么多的偶然和必然，才终于脱颖而出。那么，该以什么心态看待诺奖，不言自明。

1965年，两位年轻的天文学家做实验时，受到一种噪声影响，他们用胶布盖住每一条接缝和铆钉，仍无济于事。而就在50公里外，迪克为首的科学家正在寻找的，就是这两人想努力除去的东西——宇宙大爆炸残留下来的背景辐射。幸而，他俩恰巧把电话打给了迪克寻求帮助，迪克小组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它的性质。但是，获得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却是这两位误打误撞的天文学家。

两位年轻人当时没有拿奖的雄心壮志，只是在做一个普通实验而已，出于严谨的态度，对细小的噪声困扰没有忽略，又碰巧遇到吐露实情的同行而不是藏私小人。这一次的诺奖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源于几位学者的学术操守。

20世纪中叶，穆利斯发现了复制基因的方法，奠定了遗传科学的基础，他因而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但穆利斯的发现，是基于一件实验室的微生物珍品。由于一对生物学家夫妇，从池边舀起黄色的浮渣，带回去研究了一辈子，才发现了这世界上第一批极端微生物。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对夫妻如此不可思议的钻研行为，诺贝尔奖不会落到穆利斯头上，基因遗传学也许至今还未面世。因为千万默默无名的前辈科学家毕生的研究，才铺好了一切基础，让后人终能在未来某个时刻碰撞出惊世发明。

只要你愿意细读科学背后的资料，是交织着何等复杂的运气、积累了多少人的心血，那么你便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在这沉甸甸的、血泪交织的深厚历史面前，仅以诺奖来评判，是多么浅薄的心态。

但诺奖无疑是一种肯定，任何来自学界同行的认同，都会让科学家感到欣喜。所以，到了全球化的21世纪，还急着和诺奖划清界限的故作清高，同样也是别扭、不可理喻的。那只能说明对研究的热诚和在意并不够，或者酸葡萄心理太严重。

整个波澜壮阔的科学史，可以让你充分感受到前人是如何为研究如痴如狂的：家境富裕的卡文迪时常有惊人发现，却从不乐意公开；近代思想界，有学问的英国人都喜爱去“敲石头”，野外地质学曾经吸引了整个上流精英，甚至还有一位研究头骨的学者，遗嘱是希望自己的骨头能够成为人类头骨标本……

不难想象，在这样对科学你追我赶的真正兴趣面前，中途得个奖，他们或许会抬头一笑，随后再皓首穷经于手中的研究。当全社会的氛围都聚焦于科学本身，被这些发现牵动得或喜或悲时，诺奖的意义自然是这样：它是锦上添花，是科学史的陪衬和收获中的沧海一粟，从来不是重要到可以评判功过的利器，但也从来不是轻视到被弃如弊履的鸡肋。

荐举与科举

从理论上说，荐举制是一种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因为优秀的政治人才通常不是考试所能选拔出来的。其被简拔与否，关键在于伯乐的慧眼。就结果而言，荐举制在乱世环境与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所取得的效果判然有别。

在春秋战国及曹操时代，荐举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宣布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品德如何恶劣、曾有过何等的劣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重用。

荐举之所以能在乱世执行较好，主要原因是乱世存在有效的危机约束机制。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使大家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上司简拔下属，还是下属拥戴上司，都不得不把真才实干放在首位。

可是，荐举一旦到了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没有乱世里的那套生死存亡的危机约束机制，人的私心及贪欲很快就暴露出来，将荐举制中脆弱的理性及公平掏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都很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名不副实。察举制的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负责选人的中正(官名)一点也不中正，屁股完全坐到了世家大族那一边，使该制度彻底沦为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工具。

而科举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情非得已时所划的一道杠杠而已。科举制与其说是较为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不如说是只为优秀的文人选拔及塑造的制度。科举及第者多是一流的文人，而一流的文人却多非一流的政治家。文人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而政治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文人最需要的是多情，而政治家最忌讳的是妇人之仁。

从从政的需要来看，科举出身的文人多属智商很高、情商偏低之类。可是，科举偏偏令苏轼之类“天生就是文人”的人，其人生志向或者说是人生第一志向不是写诗而是做官，且官瘾都还不小;同时科举还使他们不仅能当上官，而且多半要在仕途上不断地遭遇坎坷及沧桑，进而因为沧桑而柔肠寸断，由于坎坷而入木三分，总之是越来越适宜写诗了。结果事与愿违，一心想当的大官未必当成，大诗人反倒切切实实地做成了。

在历史的时空里，科举正面意义较多，毕竟科举堪称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严密、最公平(但非公正)的选官制度，毕竟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大多是聪明人，用聪明人治理国家总比用笨蛋要好。

但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又确实负面性很多。科举诞生后，中国读书人的心被牢牢拴在乌纱帽上，眼睛则被紧紧锁在获得乌纱帽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上，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自然科学技术，却被中国读书人几尽忽略。科举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救众生，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直到今天仍余孽未消。

科举使中国读书人纷纷成为或者渴望成为统治体系内的一员，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缺乏真正的封建帝制的异端及挑战者，无法产生不同于封建制度、思想及伦理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科举本质上是将读书彻底名利化，久而久之，科举制也就很自然地强化了国人本已浓厚的名利心，造就了中国社会惯以“成王败寇”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整个社会対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