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由于科举制影响巨大，人们的评价向来都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多数学者都赞同唐宋时期的科举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分歧主要在对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评价。过去对科举的认识往往以偏概全，例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其实，科举考试内容繁多，即使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八股文也仅为多种考试内容的一部分或者一科，只是其重要性有点像当代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中的英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罢了。但明清两代科举也要考三场，除头场考八股文以外，第二场考论、判、诏、表等当时政府的应用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只通八股文而不懂其他知识，也是无法考上的。

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策问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问题的见解。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先进的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在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我们不应忽略科举制的历史性。评价历史制度，需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样才不至于使讨论脱离了历史实际。试想在传统社会，能构想出其他更好的选才制度来吗？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和许多文化巨人并不是没有看到科举制的局限和弊端，也不都是因循守旧之辈。但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选择了科举制，这实际上是一种择善而从。古代一些学者批评科举取士并不等于反对科举制度。从古代到近代的学者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是对应试现象、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批判，特别是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很少有人否定科举制本身。如朱熹批评只重举业而忽略真实学问的现象，顾炎武严厉批判八股文，但都没有否定科举制本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两位文人久困科场，屡试屡败之后转而撰写的抨击和讽刺科举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范进中举》等篇章长久以来作为中学教材，主导着对科举制的看法。但是，你找得到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到文天祥、林则徐、纪晓岚等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人才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吗？科举是有很多弊端，也对古代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古人始终没有找到更加公平合理而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因此，一千多年中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科举还是在选拔官员中起主要作用。

（选自《新华文摘》08年20期）

重建文学批评的公信力

我们时代的文学现场和批评家的工作现场距离越来越远，现在该到了文学批评质疑自身存在意义、重建公信力的时候了。而质疑也好，重建也罢，文学批评必须思考一些基本常识问题。

一是文学批评必须“到场”和“到岗”。必须明确文学批评不完全是书斋里的学问。学院化、学理化不是文学批评脱“岗”和离“场”的遁词。文学批评“到场”和“到岗”不只是不断追踪新作家新作品的问题，还关系到熟悉新的批评生态、掌握新的批评媒介、运用新的批评范式的问题。网络、都市报、时尚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呼唤新的媒体文学批评。对于新媒体文学批评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差异有待在实践中深入研究。严格地说，当下文学批评与中国飞速发展的新媒体很不相称。“到场”和“到岗”，有一个问题需要正视，中国文学生成于世界格局下的中国场域。因而，我们不仅有理由要求批评家懂文学，而且必须懂“中国”，懂“中国问题”。批评家不只是文学鉴赏家，更应该是一个有现实关怀的“杂家”。

二是文学批评必须“批评”。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看，当下有理有据对中国文学挑刺找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批评都很稀缺。批评家和作家一团和气、抱团取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批评的锋芒越来越钝化。

三是文学批评必须“文学”。当下文学批评越来越“非文学化”值得警惕。拿近年以“小历史”视角叙述近现代中国史的长篇小说为例，如何对《兄弟》《受活》《生死疲劳》《赤脚医生万泉和》《致一九七五》《启蒙时代》《河岸》等进行文学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界对这些小说关注的热点往往集中在和“大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视角上。问题是文学的任务仅仅是提供一种不同于正史的地方史吗？对于这些小说，如果我们还只是将其意义设定在历史的真伪之辨上，显然是一个背离文学常识的伪命题。

具体到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批评家，首先要追问的是，“谁”在批评？也就是批评者站在什么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观察当下的文学批评，是“谁”在批评，是“谁”发出的声音，越来越不清晰。千人一腔，我们感觉不到文学批评从业者独立的文学观，感觉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温。在这里，我们甚至不害怕批评者的偏见和异见。一定意义上，最可怕的不是偏见和异见蜂起，而可能是唯存共识。因此，理想的文学批评生态是不同精神立场和文学观的并起和交锋。其次是，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仅仅是作为人文学科的“非常精确的智识劳动分工”（萨义德），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种而存在吗？即便从“智识劳动分工”角度所赋予文学批评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媒体批评的职责来看，我们的文学批评也不能算称职。而且，除此之外，文学批评应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介入到现实中间。再有就是怎样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从业者必须意识到的是在当下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因而，如何开展文学批评，运用怎样的批评资源和批评范式开展文学批评是无法回避“在中国”这个现实处境的。从这种意义上，每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都面临着不断重新做“会判断、能批评的人”的问题。无论怎么说，在当下，文学批评从业者仍然是文学教育、作品遴选和推介以及文学传统积累等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只有通过广泛的批评活动才有可能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建立起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重新塑造文学批评自己的形象。

（2011年3月1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

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最无用处的。

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筹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主席Helmut Schwarz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数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导致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

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能够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

（选自《“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