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中的“偏见”

韩传喜

解读一部具有丰厚内涵的文学作品，批评者需具备深入文本内部的耐心与决心，更需具备敏锐的感受力、全面的鉴赏力、深刻的理解力与厚实的理论修养，从而结构成一个合格批评者的审美能力。

当下的文学批评比较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日大。与此同时，亦呈现出诸多不足，批评者及其论著反成为“批评的对象”。究其缘由，实为复杂，而其中，模糊并遮蔽了文学批评者应有的明晰、准确与全面的眼光，并消解了其应有的真知灼见的，当首先归因于批评者的“偏见”。

文学批评以文学创作为对象，而二者均根基于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如文学作品丰盈的想象与情感，文学批评充溢的理解与见识，无不带有写作者的心理偏好与价值取向。特别是文学批评，稍有不慎，便会卷入各种“偏见”的漩涡。

文学批评的基础与前提，是对文学作品深入细致的解读——这本是常识，如今却常沦为“笑谈”。不在少数的批评者没有耐心细致地阅读文本，更遑论深入地研读，有些人甚至未能完整地通读，便对作品分析指点，高谈阔论。亦有些批评者只读过一位作家的少部分作品，便窥一斑而论全豹。凡此种种，想不以偏概全，难矣。其阅读的“偏狭”极易导致其批评流于空泛及至虚幻，甚至变成虚言相因的伪学术。

文学作品是作家基于现实生活的独特发现和个性书写。每个作家对世界的发现，必然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以及随之而生的审美体验和心灵感受，而在具体表现时，又自然会融入作家的丰富想象与主观偏好，加之各种表达形式与表现技巧的融会运用，因而其作品必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化艺术样貌，并给批评者带来了多种解读与阐释的可能性。

好的批评者的确对作品有自己的特异理解和特别判断，但这种理解和判断不应流于“一己之见”，更不应流于主观臆断和硬性阐释。常见一些批评者，会将个人的既有情绪，带入对对象的解读和阐释中：因不喜欢一个作家，进而不喜欢其作品；因袭对作家固有的印象，而评论其全新的作品；因个人的情感因素，而脱离作品进行极端自我的评价等等。

当然，不应排除“偏见”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形态。当批评的对象过于复杂，难以概括，必然会在众多批评者之间，形成“差异化”理解与“多样化”解读，此时，当然不能因强调“共识”，而减弱对批评对象的全面而丰富的阐释。此外，诸多有自己独特见识与新颖见解的批评者，也会从各自的视角，进行“只眼独具”的解读与“蹊径独辟”的阐述，时常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给人以独到的启示。它们极有可能在众声喧哗当中，不同流俗，曲高和寡，甚至一时之间难于被理解和接受。但经过时间的淘洗，随着认知的拓展，这种“偏见”有的终会获得有识之士的普遍认可。而此种“偏见”当然越多越好。它能够打破人云亦云、众口同辞的固有格局，引发文学界真正的思考与辩证的认知，把真正的好的作家作品甄别出来，把文学批评引向全面和深入，从而引导甚至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

从此意义而言，“偏见”也有其可深思细究之价值。

在儒家关于国家的制度文明设计中，由《诗经》而衍生出的风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受推崇的侧面。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诗被纳入文学，其价值仅被定性为审美愉悦；与此密切相关的风雅，则仅指文人士大夫所追慕的生活格调和情趣，这种定位，不仅使“文学”“诗学”之于传统中国的意义被狭隘化，而且使风雅之于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建构的意义也变得逼仄了。那么。关于风雅，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并认识它的现代意义呢?

首先，奠基于诗教的风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孔子之所以将诗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无非在于诗总是传达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够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兴发良善心志，进而使人性变得积极、健康、乐观。这种心志，是风雅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否则就极可能成为缺乏内在根据的假风雅或附庸风雅。

其次，孔子以“温柔敦厚”为风雅定调，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柔顺软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显超越世俗价值的雄强和果敢。在儒家看来，以泰然心态面对方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面对行将降临的屠城灾难，“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无畏坚守，显然是一种大风雅和大勇敢。同时，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外圆内方，怨刺而不失善意，坚持原则而不伤大雅。

第三，在中华文明史上，风雅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精神养成，更关乎家国天下的风尚再造。在个体层面，风雅表现为士人文质一体、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即孔子所讲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层面，它表现为对人文教养和知识文化学习的重视，古人所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无一不是将良好家风的养成作为家族延续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国家层面，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数千年风雅传统的开端，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对这一传统的不断追忆、回溯、复归和发扬。

需要指出的是，风雅在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多元价值面向，但它归根结底奠基于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在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关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出崇高性和神圣性。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将人文礼乐风雅纳入其中。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

 (摘编自刘成纪《走向风雅》)

费孝通曾用“熟人社会”剖析文化现象，至今仍能以之一观。熟人社会强调“亲如一家”，如今某些公司也鼓励同事之间互称家人。这来自一种思维惯性：“家人”之间就要不分彼此，不讲界限，尤其是不言利益。其实，真正的熟人社会也讲究权利义务对等，只不过较为复杂隐微。

“人情往来”源于人际互动和资源交换的需要。社会中总要有一定的分工协作，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必需之事，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那个，互相之间就需要有交换。交换需等价，要有来有往。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相比，熟人社会的等价交换更为全面和灵活。你给我帮忙出了力气，我可以给你的小孩辅导功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更显人情味。基于对他人的充分了解，有些交换还会考虑到双方的整体情况，家贫的人即便贡献微薄也是一份厚谊。这种灵活度也体现在往来取予的时间跨度，对长相厮守的人来说，君子报恩十年不晚，父债子还也很正常。

一般说熟人社会“人情复杂”，主要指其表面常常模糊，内里清楚明了。陌生人社会倾向于用金钱价值作为交换的中介——不一定每次都付现钱，但会自动地折算为金钱价值。在熟人社会，人就要摆摆手，说一句“咱俩谁跟谁”，忌讳提“算账”。一旦把以前的人情债都算清楚还明白，就意味着不再来往，一刀两断，谁愿意这样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交往真的可以模糊界限。“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说法，不仅体现着对等原则，甚至还包含了利息的考虑。如果一个人只接受别人帮忙，自己丝毫不考虑回报，或者回报总是不对等，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别人避之不及。既懂分寸又说话好听的，被誉为“会做人”。

既然都遵循等价原则，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城市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倾向于找陌生人来做事。先不提虚伪世故耗人心神，更有换算标准不一致的难题。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际交往范围十分有限，经常来往互助的人基本处于同一阶层和同一习俗中。直到三十年前，城市里人要搬家，基本还都是请朋友、同事、老同学等熟人帮忙。忙完了请大家去饭馆“撮一顿”，顺便庆贺了乔迁之喜。如今在大城市里，人们搬家多会去找专业团队，不再求助朋友。这反映着家庭边界的意识更强，更因“人情”已不好估量。同样一个周末，有人闲着无事，有人要加班，加班费也高低不等，有人还要挤出时间陪伴家人。对一天时间消耗的估价已经无法用一套接近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债”变得更不清楚，也就无法操作。加之人的流动性加大，更少有长相厮守的关系，多次博弈的链条太脆弱，经不起人情债的考验。

怀念熟人社会的人感叹“如今人与人的距离远了”，古人也常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同一现实还有另一面：人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多样，也更复杂，以前人情往来的作风已不敷用。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助的需求没有变，只是转变了形式。当大家都心累了，这个阶段迟早会过去。认清这个趋势，我们大可以卸下被动裹挟、逶迤客套的负担，让人际交往更简洁。正是人际关系的松弛、简洁和包容，让许多年轻人向往大城市——即便过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让他们叫苦不迭，真正的希望不在“逃离家乡”，而是大城市之外的社会交往也变得更有边界和有弹性。

事实上，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方面，比如亲情、爱情、友谊、美感、信仰……都不能用尺寸刻度去衡量计较。一朝能把利益考虑与亲情友谊分开，我们的情感、体验才会更加纯粹，我们的心灵也才能从计较和虚伪中解脱出来。

（摘编自《社会科学报•<年节时看“人情往来”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