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章，回答下列小题。
围棋、象棋与中国文化
邸永君
①在中国的棋林之中，影响最为深远者当属围棋和象棋。俗语有云：棋局小世界，世界大棋局。作为典型的中国文化载体，二者以棋盘和棋子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相通之处在于棋盘都是阡陌纵横，呈格状分布；棋子以颜色不同构成两方以对垒拼杀。但再加考察，则大有区别。
②先说围棋。围棋棋子除按颜色区别为黑白二方之外，所有棋子在功能上无任何区别，性能相同，地位相等。其胜负的标志就是所占地盘之大小。而欲想占领地盘，就必须至少有两口各自独立的“气眼”。“气眼”就是自己的活动空间，对方不得侵入，象征着中国古代的城池。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拥有根据地；而要有根据地，就必须有回旋的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想要保有地盘，就要使地盘联成一片；要想地盘不失，就必须以所有城池作为依托。孤立棋子“人”单势薄，作用有限，极易被吃，但联合在一起则所向披靡，势不可挡。群体力量大于个体，占得空间则取得胜利，体现的是人类早期的追求目标和较为平等的价值观念。
③象棋则不然。它将棋子分为将、士、象、马、车、炮、兵等七种。胜负只取决于将帅之存亡。只要将帅仍存，全军覆没亦不为输；而将帅若遭不测(被将死)，未失一子亦算失败。车可横冲直撞，所向披靡；马可腾越出击，纵横驰骋；炮可隔子发威，火力凶猛；士、象拱卫城池，以身护帅；兵、卒则亦步亦趋，只进不退。就本领与杀伤力而言，将帅属于最为无能之辈，不仅行动迟缓，杀伤力差，且不能越孤城半步，却要所有棋子拼死护卫。其余各子等级森严，贵贱分明。车乃棋中至宝，万不可轻弃。马、炮地位大抵相等，开局时炮似乎稍胜于马，而残局中则马胜于炮。最为惨烈者当属兵卒，数量众多，因而弃之不惜；本领有限，因而作用不彰；只许前进，不能后退，因而前景黯然，结局惨烈；拱到底则成“老卒”，几同无用。这是等级社会最为生动、最为集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和缩影。
④在这个等级森严，竞争残酷的游戏中，每个棋子的命运因人为规定的功能和作用不一而命运各异。车是何等风光，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若被对方干掉，则不啻割肉抽筋，疼痛至极，为保其性命，则不惜以牺牲其它多个棋子为代价。马、炮也算是不枉活一世，拼杀苦战，效力沙场，丢掉也令人叹息扼腕。最悲惨者乃兵卒之辈，冲锋在前，挨炮打，遭马踏，往往中途夭折，甚至未曾起步，便呜呼哀哉；即使福星高照，幸运万分，自强不息，拱到最后，却变成废子一般，蟹行蠕动于底线，着实可悲可怜。这是下层人民在传统社会里处境的真实写照。对比之下，国际象棋中虽然也有兵卒若干，但本领较之中国象棋中的同类为大，且一旦冲到底线，则摇身变“后”，法力无边，给予下层人士以安慰和希望。
⑤围棋早于象棋。《博物志》云：“尧造围棋，丹朱善棋。”虽不可信，但产生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形成之前，应无异议。其各子平等，机遇相同的构思设计，就是中华先秦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而象棋各子之间与生俱来、无从更改身份差异和为保统帅而不惜耗尽生灵的僵化理念，是秦代以后专制制度的最佳诠释，加上“楚河、汉界”作为佐证，其生辰八字则大抵可定矣。
⑥弈围棋者主观能动性大，自主性强。不必为保全先行设定之统帅而煞费苦心，只需以全局形势为依据进行判断。象棋弈者必须经受折马损炮甚至丢掉爱车的痛苦，而只是为了那位无能的统帅存活。将一人存亡凌驾于群体安危之上，甚至要牵制作为局外人身份的弈者，这种游戏规则乃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规则的缩影，是典型的中国专制思维的折射。
⑦从游戏法则角度看，围棋是在用加法，开始时空无一人，好生寂寞，而随着双方落子，棋子越来越多，最终往往拥挤不堪，几无落脚之处；而象棋则用减法，开始时战阵严整，兵将齐全，而随着双方厮杀，棋子越来越少，到残局时诸子凋零殆尽，一片狼藉，最后往往仅剩孤家寡人，困守老城。真是两种感受，两种意境。
⑧围棋和象棋反映出中国文化在不同角度、不同阶段逐渐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围棋的存在表明中华文化体系中存在着民主的精神、平等的理念。考虑到中国古代的爱国情操向以忠君行动来体现，象棋所表现出来的便可视为先人为保江山社稷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群体理念和誓死如归、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这两种精神和理念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而围棋和象棋就是这两种精神和理念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活的化石和小小缩影。
【小题1】结合全文，下列表述符合文章内容的两项是……………………（  ）(5分)

A．围棋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要有一个气眼，否则没有回旋的空间。因而下围棋就是要多造气眼多占地盘，地盘多者为胜。

B．在尧的时代就产生了围棋，而象棋则是在秦以后才出现，“楚河、汉界”可以佐证，围棋更能体现中国早期文化的特征。

C．围棋各子平等，机遇相同，体现先秦文化中“民本思想”；象棋各子地位不同，本领不同，是中国封建专制思想的体现。

D．下围棋就如用加法，落子越多越好，最后要填满全部棋盘才是胜利；而象棋则用减法，吃对方的子越多越好，最终才能取胜。

E.围棋体现一种自主能动的思维特征,下棋者可以因时因势而变;而象棋则很死板,缺乏主观能动性,只能依照规则，步步为营。
【小题2】下面不符合围棋体现中华文化的民主平等理念的一项是（   ）(3分)

A．棋子在功能上无任何区别，性能相同，地位相等

B．下棋通过占领地盘的大小来取胜，所以双方努力扩大自己的根据地。

C．围棋以多为胜，越下棋子越多，直到完全占领敌人的地盘。

D．下围棋不必为保全先行设定之统帅而煞费苦心，只需以全局形势为依据进行判断。

【小题3】作者是怎样认识中国象棋中的文化观念的？（4分)
【小题4】联系全文，说说围棋与象棋在表现中国文化上的区别。 (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问题。
稷下先生与“道”“势”关系的新发展
余英时
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论”也足以说明“道”“势”关系的新发展。“不治”表示他们“无官守”，即不在官僚系统之内，易言之，即不是君主的臣下而是“师”或“友”。“议论”则是今天所谓的批评。《左传》“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之“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论语》“庶人不议”及《孟子》“处士横议”之“议”（《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很明显的例证。“士”有议论的传统自周代已然。所以《左传》有“士传言”（ 《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语。但是把知识分子和批评完全等同起来，并由官方正式加以承认，则始自稷下。更重要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以自己所持之“道”，来批评时政的，因此《淮南子》才说儒、墨“裂道而议”。另一方面，刘向《新序》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杂志第二》）。《盐铁论》则说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论儒》）。这便证明稷下先生的批评确是专以“政事”“国事”为对象的。
我们知道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各国君主都争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这当然也是知识分子获得普遍重视的一大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却完全不能用来解释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盛况。这些稷下先生既“不任职”，自不可能在富国强兵方面发生任何直接的作用。事实上，他们都是因为号称代表了某种“道”才受到君主的师礼待遇的。孟子言必仁义固不待言，其余我们所知的稷下先生如彭蒙、宋钘、尹文、慎到、田骈等也都是各学派的宗师。他们正是《庄子·天下》篇和《淮南子·俶真训》所说的“裂道而议”的人物。晚期的稷下先生如荀卿、邹衍也依然是以“道”起家的。以邹衍而论，他观阴阳消息，论五德终始，提倡一种新的“天道”。因此当时有“谈天衍”之号。这种“道”显然与富强无关。
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看，战国君主的“尊师重道”主要只说明一个问题，即政统需要道统的支持，以证明它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更重要地，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个主要国家如齐、秦、魏（梁）、赵、燕等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图。他们当然更需要在武力之外发展一套精神的力量了。梁襄王和孟子关于“天下恶乎定”（《孟子·梁惠王（上）》）的一番讨论便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但由于当时的政统和道统都没有“定于一”，所以不但各国君主争礼不同学派的领袖，而诸子百家也莫不竞售其“道”以期获得“正统”的地位。
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一句很有根据的论断，必须从当时“道”与“势”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去了解。儒、墨、道、法四家直接系乎治道，固不待论。名家与阴阳家则代表早期逻辑与宇宙论方面的思想，何以也与治道有关？荀子明明批评名家“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迁也说阴阳家“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子列传》）。今此二家著述多散佚，我们已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则是他们确都曾努力把自己的“道”和“治天下”联系起来。所以邹衍的学说“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同上）。公孙龙自称“少学先生之道，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庄子·秋水》篇引）。刘向《别录》也记名家“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引）。无论名家与阴阳家是否真有助于“治天下”，他们如此宣说却透露出当时知识界的一种动态，即“道”的一方面也同样有迁就“势”、配合“势”的情况。孟子坚持不应“枉道而从彼‘势’”（《孟子·滕文公（下）》），便是针对这种历史背景而发的。
（节选自《士与中国文化》）
【小题1】下列表述不属于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特点的一项是

A．稷下先生的独立批评得到官方认可。

B．稷下先生是指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论道的知识分子群体。

C．稷下先生以自己所持的学说来批评时政。

D．稷下先生专以“政事”“国事”为批评对象。

【小题2】下列表述最能解释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盛况发生原因的一项是

A．君主重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

B．稷下先生因为号称代表了某种“道”，于是收到君主的师礼待遇。

C．有统一天下雄图的大国需要在武力之外另发展一套精神的力量来支持政统。

D．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关乎治道。

【小题3】下列表述不合乎文意的一项是

A．稷下先生不可能在富国强兵方面发生任何直接的作用，因为他们不担任官职。

B．稷下先生所论之道与富国强兵无直接关联。

C．诸子百家竞售其“道”以期获得“正统”的地位是“裂道而议”的重要原因。

D．孟子坚持不应“枉道而从彼‘势’”，表明孟子有迁就“势”、配合“势”的倾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书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牛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比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皇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之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皇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其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小题1】下面关于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就有不同说法。清代汪中作《老子考异》以后，学者们更加纷争不已。

B．钱穆说过：如果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不明，那么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联系和发展就无法弄清，《老子》和道家的源流、派别也无从谈起。

C．以前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本身就被人指为伪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虽然年代确凿无疑，但是成书太晚，也无济于事。

D．近年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大量出土，给学术界提供了许多纸上材料以外的东西，这使得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

【小题2】下面解释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虽然从字体和避讳来看，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甲本和乙本的抄写年代可以大致确认，但是这对于《老子》著作的推定没什么用处。

B．《黄帝书》和《老子》有许多相似的语句，但许多名词的解释只见于《老子》而不见于《黄帝书》，所以《老子》成书应该早于《黄帝书》。

C．陈鼓应曾撰写《老学先于孔学》一文，指出《论语》中多有受到《老子》影响之处，其目的是证明《老子》一书的产生比《论语》早。

D．《老子》有“以德报怨”之说，所以“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对于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本文采用了两个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即不但有古书上的材料，还加上了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从而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B．道家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乙本是“黄”、“老”合抄之本，这证明在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已经形成。

C．申不害、慎到、韩非都学过黄老之术，他们著作的语句与《黄帝书》也多有相同相似，可见这三人的引用阐发，与《黄帝书》后来享有崇高地位极有关系。

D．《论语》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等语，并加以阐发，这不但证明老子年长于孔子，大概也能印证史书上孔子曾经问学于老子一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说一部文学史或艺术史，是作为“知音”的批评家为他们心仪的文学家、艺术家树碑立传的历史，并不为过。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
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文本的某些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2017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节)
【小题1】下列对于“知音”和“粉丝”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知音”只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努力挖掘文本内涵，提炼出创作主旨。

B．“粉丝”对特定文本具有敏锐的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他们的辨别方式有一点主观随意性。

C．“知音”都是高雅文艺的欣赏者，他们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知音式文艺批评的旨趣更理性、客观。

D．“粉丝”具有强大的生产力，他们能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的新文本有的能与原作相媲美。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引用钟子期与俞伯牙的“知音”故事，叙述详细生动，意在引发读者兴趣，增加文章浓厚的文学色彩。

B．文章第①②段分别阐述了“知音”和“粉丝”的来历、内涵和大众的评价，令读者在开篇便对两个概念有了整体上的了解。

C．为使读者对“知音”和“粉丝”有更清晰的认识，文章第③④⑤段分别从文本辨识力、参与方式和文本生产力等方面加以详细阐述。

D．文章层次清晰，结构严谨。文中多处运用了举例论证，增强了论证效果；形象贴切的比喻，使论述更加生动透彻。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知音”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上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接受者希望能成“知音”，创作者希望能有“知音”。

B．粉丝欣赏具有强烈的参与性，与欣赏原作本身相比，他们更加注重消费与明星有关的衍生产品。

C．金庸的“粉丝”有敏锐的辨识力，所以他们能去芜存菁，使那些用“全庸”之名仿作的小说被淘汰。

D．如果知音的生产力完全释放出来，知音不仅能够创作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也能创作其他类型的新文本。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
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
【小题1】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述层次。
【小题2】作者认为以赛尔·伯林“更像一头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结合全文，概述作者这样认为的依据。
【小题3】结合文章内容，说说最后一段中“等待刺猬”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