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诺贝尔奖

罗广林

曾经有人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推到了鲁迅面前，但是鲁迅认为这于他是极不合适的。有人把他的辞避看作伟大的谦虚，这只是中国式的迂腐之见。好在鲁迅自己是公正而且清醒的。

现代化已经成了几乎一切民族的文化目标，而且成了除中国以外其他几乎一切民族的价值标准。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把鲁迅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难看出，鲁迅没有为现代化文化提供任何文化建树。无论是他的医术，还是他的文学观念；无论是他的人道思想，摩罗精神，人和非人的意识，还是他的进化论，阶级观，乃至于他的发式，他的西装，他的见了友人握握手的习俗，全都是从西方来的。他区别于其他中国思想家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的精神是完全现代化的即西化的。可是，这些东西在西方是什么呢?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文化精神，是内化到了每一个大人小孩头脑中的内在素质，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从西方人的生活中和心灵中培育生长起来的果实。鲁迅只是虚心地学习了那一切，而且视若珍宝，用来对中国文化作最有力的批判。在世界思想史上，他无法成为发明者创造者，而只是一个运用者操作者。而且他刚领略到西方文化的要旨，就一直忙于运用和操作，无暇去做更具体更学科化的研究。站在这样的文化水准上，又身处连运用者操作者都寥寥无几的社会之中，要他拿出堪与西方大师相媲美的文学成绩，是不现实的。这里就不说鲁迅的具体作品吧，说多了会触伤自称是鲁迅的捍卫者的人们的感情，也许还会触伤民族自尊心，据说这种自尊心是很高尚的。

要说思想的犀利猛鸷，《坟》可以作证；要说观察的深刻，《呐喊》、《彷徨》可以作证；要说表现力，《野草》可以作证；要说文体的智慧，全部杂文可以作证。而他的整个灵魂，表现出对于人类苦难的丰富感悟和深广同情。他的战斗的一生，更证明着他是个十分坚强十分彻底的人。也就是说，就个人素质而言，他应该可以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优秀思想家优秀文学家。而他终于没有成为，原因乃在于他的民族。

中国人总是用裹脚布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领带。当西方人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化高度艰苦跋涉时，我们却盘脚坐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看着他们努力扭动的屁股发出下流的嘲笑。鲁迅先生是个真诚的人，他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和向善之心，向西方人的队伍急追而去。当他气喘吁吁赶到那个队伍中时，他的第一发现就是自己是个侏儒。在他所尊敬的卢梭们达尔文们马克思们托尔斯泰们面前，他的确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自惭形秽的侏儒。历史竟然以这样叫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来回报鲁迅的艰辛努力。一次又一次，永远是这样。直到我们这一代，还只能是这样。

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人格成为崇高的人，而要成为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化巨人，却必须仰仗自己民族的文化力量。我这里不光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指该民族正在运动着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卢梭正是通过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走向世界的)。作为自由意志的鲁迅，是人类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他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卢梭、拜伦、托尔斯泰、尼采们的队列。可是他们走近人类文明的贡坛时，只有鲁迅两手空空，好像一个误入祝寿宴席的穷人，忏悔般地自言自语：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当他的同胞捧来几本旧书向他打手势时，他终于无限羞愧地流出了眼泪。我也像鲁迅一样流着眼泪，因为我与他一样清楚，作为文化人，他只是一个向中国人传播火种的转运者或日翻译者。中国秦汉以后，每一个文化人都是注释家。近代以来，国粹派仍在摇头晃脑地忙于注释，反传统的人们则都成了翻译家。与别人不同的是，鲁迅在这种比创造更为艰难的翻译中，把自己磨砺成了一个无从翻译的灵魂。西方人永远不会懂得鲁迅，甚至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只需尊崇原作者即创造者。如果要他们把鲁迅迎到卢梭纪念馆或诺贝尔纪念馆中奉为神明，当然不合适。中国人一直怀着这种奢望，久久不肯破灭，只能说明中国人连翻译家的东西都还远远没有读懂，也就是对于自身还完全无知。现在更有许多人叫嚷着责怪诺贝尔的同胞将我们遗忘了，不惜操起为中国人所不习惯的签名活动，举荐东方巨人，甚至恨不得从长城上拆下几块破砖，去换个诺贝尔

桂冠，来为这个文明古国装点门面。这除了无知以外，还多了一点无耻。我还为他们羞耻呢。

不知羞耻的人们啊，我们来反思一下吧。在这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除了被迫贡献了许多白银和死尸以外，其他还贡献过什么呢?鲁迅的贫乏乃是他的民族的贫乏。

对于一个巨人来说，诺贝尔奖能算什么，得上一百回，也不过分。可是，鲁迅在经过了比西方任何文化巨人都艰苦一百倍的奋斗，站到了一个巨大民族的制高点上以后，当他面对这么一项虽然高贵却又平常的文学荣誉时，他竟然只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轻轻地说：我不配。

这是多么残酷的清醒。

韵外之致——苏轼的意义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因他是一个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轼所以为苏轼的关键所在。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的追求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