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奢华

谢冕

①旗袍原系旗人装束，几经沿革，一脉至今。民国时期的旗袍，其大体形制沿袭了前朝旧式，却也融进了新进的时代意识，它是时代精进的形象见证。由于旗袍的发展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所以，它不仅是服饰，不仅是审美，更是文化。也许还不仅是文化，更是一种民族精神。都说中华旧邦生性守旧，其实不然。单以旗袍为例，当西方妇女界尚在推行束胸时，我们不仅毅然抛弃裹足陋习，更把旧式服装改造为领先潮流的时尚。   

②旗袍款式的演进，充分说明中国人审美观念的趋时与前倾姿态。传统的宽袍大袖，腰间束以很宽的腰带，原是为了适应游牧的草原生活，几经改进，顿时变成如今窄幅紧身、收腰、开衩的时尚的装束，这是一个姿态优雅的华丽的转身。它充分展露女性的胴体美，颈部、胸部、腰部、臀部，凡是足以显示女性体态之美的部分，它都没有放过。旗袍相当重视女性的这种身体资源，它全面而无保留地凸显了女性凹凸有致的体形特点，它推进并充分地展现这种美感。   

③在人类的初民那里，衣着原是为了蔽体，有着十分明确的实用目的——避寒冻，挡风雨，防伤害。后来文明程度高了，发展为维护尊严和仪态。再后来，人类懂得通过服饰来展示和享受美感，最重要的当然是欣赏女性美。当然，展示女性的身体可以是裸体，也可以通过类似“比基尼”的方式，但这些，不免有点“一览无余”的缺憾。一旦抛弃了外在的装饰，它就会违背人类审美的初衷。   

④旗袍作为一种服饰，它的好处是欲显故藏，是半遮半露，是开合有致，是让人在隐隐绰绰之间能够更充分地想象。中国旗袍装扮了中国女性，旗袍让中国女性更美丽也更自信了。这简直就是一支神笔，华贵而不事张扬，简约而蕴意丰富，它适中、含蓄而又充盈着情趣与风韵，精致地勾勒着中国女性的美丽身段，绝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展现女性之美的细节。它是中国女性贴身的闺中密友。   

⑤经过改造的现代旗袍在中国流行于二十世纪最初的年代，成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十年代是旗袍的鼎盛时期。当时，在上海，在香港，在北平，在中国更多的城镇，旗袍造就了一派风华绝代的华丽。以是之故，1929年南京政府在《民国服制条例》中规定了女子礼服的式样，袄裙和旗袍并列其中。当年对这一服饰的规定是：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可惜的是，五十年代以后，旗袍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服饰，逐渐被列宁装、“布拉吉”甚至军装取代。自那以后，数十年间，中国女性的魅力身影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之中，女性服饰的男性化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⑥时代的开放召唤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回归，女人们重新穿起了她们钟爱的旗袍。她们恢复了自信。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