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帖文化”的长与短

张颐武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跟帖文化”开始流行。它已经不仅仅存在于网上,而且逐渐扩展到纸媒,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所谓“跟帖文化”,其实就是在网上的正文之后跟进点评的一种文化现象。“跟帖”跟在新闻、评论和博客文章等之后,每个人看完正文之后都有机插一句话,讲一点看法。这种跟帖最好地体现了众生平等的参与诉求。

现在网络讨论问题,往往是由纸媒先“爆料”,抛出一个话题,然后网上的“跟帖”再反应。“跟帖文化”类似于“评点文化”,“跟帖”有点像传统的“评点”,往往只是一两句话,点明自己对于上面正文的看法,或赞同,或反对,或激起互相讨论。这些跟帖往往是口无遮拦,臧否人物和事件态度鲜明,观点清楚。“跟帖”无需署名,几乎不必为言论负责,基本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许多文化和社会热点的形成,并不是在新闻报道发表或者文章发表之后,而是在大量的跟帖形成了一种让任何人忽视不得的网络“公意”之后, 一个“事件”就突然被凸现了出来。“跟帖文化”最好地反映了互联网文化的特色,也给了原来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太多向社会发言的机会的人一个最好的机会。现在的“草根”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跟帖”浮现出来的“群体意识”,显示了任何人不可小觑的力量。

“跟帖文化”的特色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瞬间性,也就是在新闻或者文章发表后的一瞬间就会有反应:好恶是非的判断,道德高下的评判。由于是在互联网上,原来仅仅靠电视和纸媒难以传播的事情,今天完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会迅速变成人难以控制的影响。其次是直觉性,网民的判断并不是依赖全面资讯的理性分析,而是从感觉和经验出发的推断。第三是群体性,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匿名跟帖谁也不会注意,但一旦形成来势汹汹的“公意”潮流,而且被视为“民意”,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跟帖文化”当然是一种文化民主的展现,也是公众发表意见的一个渠道。它当然也就是一种另类的舆论监督,让社会的一些问题和毛病在这种看起来虚拟却又有许多现实性的“公意”之下无所遁形。对于是非对错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事情,“跟帖文化”的力量能够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跟帖文化”也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特点,这就使得事实相当容易被扭曲,观点容易被误导,往往大家慷慨激昂了半天,原始的事实却没有根据,不仅浪费了大家的义愤,而且给当事人造成伤害。这其实也给某些人刻意地误导公众的情绪带来了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理性反而使得公众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缩小,往往两种或多种意见不可能得到坦诚平等的交流。世界上许多事情是非并不那么分明,价值有正负两面,牵扯面广,而且很复杂和很难处理。

“跟帖文化”在这时候就往往具有负面的作用,它经常会压抑不同意见,让心里有自己另外想法的人看到势头不对就噤声不言。有些观点和问题其实是值得更加理性地认知和讨论的。但不同意见一旦变成了“跟帖”抨击的对象,往往就遭到道德的讨伐,最后消失。结果问题仍然存在,并不可能因为“跟帖”的痛斥而消失。同时由于“跟帖文化”的草根性格,草根网民对于问题的理解往往并不全面,就依靠拉高道德上的尺度来显示自己发言的合法性和力度,使得发言立于不败之地。而一些纸媒也难免由于这样的声势而跟进,使得理性探讨的空间被压缩,使得更多可能有专业意见或其他看法的人被“震慑”而选择沉默。最近许多人批评 “跟帖文化”是“网络暴力”,此说过于偏激,但也确实反映出 “跟帖文化”明显的弱点。

(有删改)

荐举与科举

从理论上说，荐举制是一种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因为优秀的政治人才通常不是考试所能选拔出来的。其被简拔与否，关键在于伯乐的慧眼。就结果而言，荐举制在乱世环境与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所取得的效果判然有别。

在春秋战国及曹操时代，荐举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宣布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品德如何恶劣、曾有过何等的劣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重用。

荐举之所以能在乱世执行较好，主要原因是乱世存在有效的危机约束机制。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使大家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上司简拔下属，还是下属拥戴上司，都不得不把真才实干放在首位。

可是，荐举一旦到了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没有乱世里的那套生死存亡的危机约束机制，人的私心及贪欲很快就暴露出来，将荐举制中脆弱的理性及公平掏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都很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名不副实。察举制的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负责选人的中正(官名)一点也不中正，屁股完全坐到了世家大族那一边，使该制度彻底沦为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工具。

而科举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情非得已时所划的一道杠杠而已。科举制与其说是较为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不如说是只为优秀的文人选拔及塑造的制度。科举及第者多是一流的文人，而一流的文人却多非一流的政治家。文人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而政治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文人最需要的是多情，而政治家最忌讳的是妇人之仁。

从从政的需要来看，科举出身的文人多属智商很高、情商偏低之类。可是，科举偏偏令苏轼之类“天生就是文人”的人，其人生志向或者说是人生第一志向不是写诗而是做官，且官瘾都还不小;同时科举还使他们不仅能当上官，而且多半要在仕途上不断地遭遇坎坷及沧桑，进而因为沧桑而柔肠寸断，由于坎坷而入木三分，总之是越来越适宜写诗了。结果事与愿违，一心想当的大官未必当成，大诗人反倒切切实实地做成了。

在历史的时空里，科举正面意义较多，毕竟科举堪称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严密、最公平(但非公正)的选官制度，毕竟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大多是聪明人，用聪明人治理国家总比用笨蛋要好。

但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又确实负面性很多。科举诞生后，中国读书人的心被牢牢拴在乌纱帽上，眼睛则被紧紧锁在获得乌纱帽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上，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自然科学技术，却被中国读书人几尽忽略。科举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救众生，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直到今天仍余孽未消。

科举使中国读书人纷纷成为或者渴望成为统治体系内的一员，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缺乏真正的封建帝制的异端及挑战者，无法产生不同于封建制度、思想及伦理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科举本质上是将读书彻底名利化，久而久之，科举制也就很自然地强化了国人本已浓厚的名利心，造就了中国社会惯以“成王败寇”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整个社会対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