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的治国理政著作，《贞观政要》应该不会落选。作为唐代历史学家，吴兢编撰此书，目的是给唐玄宗提供学习榜样。在序言中，吴兢高度评价贞观政治，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吴兢把唐太宗的言行事迹，分作10卷40篇进行记述，就当时的政治特色而言，围绕君主治国，已经概括得很全面。如果从唐太宗的视角看，应该更能直奔主题。唐太宗对于自己的治理成绩很自信，他在写给太子的《帝范》一书中，对于治国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一是克已纳谏，一是以人为本。

在早期的儒家经典《尚书》中，主张“民惟邦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孔子把这个思想具体化为争取人民的信任，认为“民不信则国不立”。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说，而荀子则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认识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历史规律。这个思想系统，即民本主义思想。唐太宗经常引用荀子的说法，足见他对民本主义传统是有清晰认识的。

“以人为本”是贞观之治一条成功的路线。思想上重视人民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度、法律的制定上贯彻以人为本思想。贞观朝廷深知人民的困苦来自赋税过重，于是制定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制度，贯彻藏富于民的政策。人民安居乐业，才是政治安定的根本保证。贞观时期之所以能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和谐景象，就其实施的以人为本政策而言，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在唐朝以后，古人通常把贞观之治看作卓越治理的代表。

“以人为本”，从早期的思想家来看，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懂得民间疾苦，从而在制定政策、改革制度的时候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唐朝总结历代政治经验教训，深知土地问题事关重大，所以政府拥有土地的时候，法律规定要先从无地、少地的家庭开始分配。努力保证农民拥有土地可以耕种，不允许土地随意买卖，凡此等等，只有保证弱势群体的起码生活水平不会下滑，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底线。贞观时期的以人为本政策，至少体现了朝廷是看重长远政治利益的。

贞观之治发生的时候，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日益成熟的时期。尤其是摆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政治，主张实施三省制、科举制等新制度因素，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期，继承历史与文化的积极成果，唐朝迈开了历史性的脚步。贞观之治，是传统中国文化治国理政的一个榜样，其治理智慧对后世启发良多。

（摘编自孟宪实《<贞观政要>的人本思想》）

经学读本与教学方法的演变

张亚群

儒家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和主体自觉实践而实现的。由此产生了源远流长的“经学”。作为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起源于子夏和荀子，并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变革而深化。两汉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五经”、“七经”立于太学，“明经”“孝廉”也设为察举科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中起了特殊作用。隋唐而下，经学与科举结合，对儒家通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儒家经典从“九经”展到“十三经”，并形成“四书”。经学文本从多家注疏逐渐统一。学校教材和科举考试标准，从《五经正义》演变为《四书集注》；教育方法，从注重启发、自学转向考试技能的训练。

潘光旦认为，理学与科举的流弊是导致中国教育由主动变成被动、由启发变成训练的三个因素之一，他辨析“教”与“训”的差异：从字面上看，“训是有言之教，教是无言之教”：“训”与“教”是政治与教育的一个基本分别，“政治用得着训，而教育用不着训”。儒家讲教育的两大作品《论语》与《学记》里，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教”字也用得很省：分别只有7个和18个“教”字，并且与狭义的教育没有多大关系。相比之下，“学”字用得较多：《论语》里至少有56个“学”字，《学记》中有48个“学”字，甚至题目也用“学”字，而不称“教”。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有深切的教育的意义的”。它说明，在儒家先贤的教育理念中，“自动的学重于被动的教”；“真正的教育，不但教别人能自动的学，更教自己作进一步的学的功夫”。

对比官学与早期书院在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颇能反映科举制下教育方法的变化。宋代书院秉承儒家通识教育传统，十分重视境培养学生自觉能力。朱熹认为，学问靠自己积累，义理靠自己探索，为师者只是引路人，只负指导学生读书之责。他提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期微”；“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如是学”。朱熹的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包括升堂讲说，认真读书 、自行理会，互相切磋，质疑问难，优游山水之间，等等。朱熹门人后学将其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居敬持志”六项。元代程端礼据此编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用以指导学童读书。

相比之下，官学教育主要以应试为目的，实行训诫教学方式。办学者只重视月课、季考，很少有实际繁体活动。明清时期，这种教育日趋明显，难以满足学者研习学问和培养人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