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就对生死问题理性对待，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的观念，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时至魏晋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汉末魏晋六朝却是史上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而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动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催动互生下，迎来了魏晋士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首先的表现则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索，也即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死亡意识的觉醒。对魏晋士人来说，一方面，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士人极度珍惜生命，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另一方面，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瘟疫的流行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的政坛飞来的横祸，其结果是死亡枕藉、朝生暮死、人命如蚁，又使他们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飞来的横祸，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类的必然归宿——死亡，不得不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魏晋士人悲生又悲死，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时时煎熬着他们，他们厌世不厌生，求生而不得，在这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里，面临的却是太多太多的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何在？晋人提出了近乎颓废的人生观，人生只能追求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正所谓“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这种人生观使人们看到的只是空虚和黑暗，这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更加加深了魏晋士人对生的焦虑和死的恐惧，其中蕴含着深沉的生存悲剧感。

魏晋士人在对死亡的观照与冥思中，痛苦地抒写着自己的人生答卷，他们炼丹服药、狂饮烂醉的同时又写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长啸，这里有近乎放荡的任诞、有近乎典雅的美丽，这是魏晋士人在观照和冥思死亡之后所建构的诗意生存空间，其中蕴含着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他们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不同于传统伦理价值的生死观、是悲怆而又凄美的人格美——是一种流传千古的魏晋风流。

（选自《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有删改）

几个世纪以来，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美学的关注点。在中国，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不像西方那样疏离，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处于同一个艺术领域里。对于汉字的书写、书法和绘画之间的关系，高建平曾在他的书中做出很有洞见性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画主要是受到了书法的影响，而不是书写，但我们同时必须牢记，这两者之间并无实质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书法和绘画都依赖于创新和表达，这与象征性符号不同，象征性符号的主要目的在于图示化以实用。书法和绘画也同样离不开社会环境，比如说中国画匠的作品与来自更高社会地位的文人画家的作品有着不同的功能。据此而言，在中国书法与绘画语境中所呈现的文字与图像的关系，要比西方语境中的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更近。这是由中国的书画传统所决定的。

西方文化中关于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常围绕着争论绘画和诗歌哪个更具重要性。莱辛的《拉奥孔》探讨了诗歌和绘画的相对优点，充分地显示了它们各自对于认知理解的贡献。莱辛意在突出诗歌的优越性，能够比绘画达到更广泛的境地。绘画受限于视线，需要将焦点固定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所得为视线所过滤。即便被理解的物体已经发生变化，从焦点出发也还是有诸多局限。莱辛认为诗歌能够运用所有语言能动用的更大范围的资源，同时也包括直觉和想象，能够提供一个关于对象的更为整体的观念。

随着当代诗歌理论和包括绘画在内的视觉艺术的发展，关于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论点持续地发生转变。比如，20世纪40年代，格林伯格的写作是在寻求一种纯粹的、互不混杂的艺术介质，强调每门艺术的相对彼此的独立性。也因此，他攻击文人化的绘画，辨析诗歌在视觉艺术上的局限，以及叙事与绘画的不同。他想维护的是绘画的纯粹性，反对诗歌(文学)对于绘画的入侵。强调绘画的艺术介质的纯粹性，意味着将它从与诗歌和叙事的联系中摆脱出来，同时也从模仿以及对于绘画深度的幻觉中摆脱出来。因而，他认为帆布平面以及绘画内含的抽象性，是使得绘画能够真正自我实现的必经之途。很显然，格林伯格20世纪末期的创作是要努力将这一实践正当化。然而将艺术介质纯粹化的努力都遭遇失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

浏览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至今的那些视觉艺术家们的实践发现，在西方的绘画和其他形象艺术中，文字与图像实际上已经以多重方式融汇到一处。有意味的是，不仅诗人在学习视觉艺术的实践中将图像融入文字，而视觉艺术家也在他们的影像作品中大量引入文字。而对于在书画同源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艺术家来说，西方现当代艺术中将文字融入图像，将图像融入文字的实践，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动。中国当代艺术也在继续探索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互动。这表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艺术家都在加紧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来补充到视觉形象中，将文字融入到视觉形象之中是一个大的趋势。

(摘编自柯蒂斯·卡特《艺术中的文字与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