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崇尚天籁的道家和主张非乐的墨家相比是资深的高雅音乐爱好者，歌唱是作为春秋文化的代表的孔子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使困厄如在陈绝粮，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音乐不仅是他情感的宣泄，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和坚守。作为歌者的孔子，常常借音乐表达他内心的情怀。音乐使孔子用感性的方式认知世界，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人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

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歌诗、鼓琴、击磬，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品德学养，使得三代以来的音乐艺术发展成果能够在他那里得以升华。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也是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在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在孔子看来，揖让周旋、羽龠钟鼓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内在的文化精神。礼乐的精神实质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定，而是主体在践习礼乐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人格提升和审美愉悦。礼是知行合一的个人践履，乐是行有所得的内在愉悦。由此而来，乐不再仅仅是礼之用，而且是发展成为礼的内在精神。因而，孔子复礼必重正乐，两者同样不可或缺。

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他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朴无文。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美是音乐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无论是评价《武》乐的尽美，还是《韶》乐的尽善尽美，美始终是孔子关注音乐的重要视角。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与音乐》）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中国历史上一个鲜明的规律就是，历代官员的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生强化，官员的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的现象，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员数量的不断膨胀，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第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皇权专制达于极致的明清两朝，官员薪俸之低也达到惊人的程度。

低俸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传统社会的低俸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以明代的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再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为608两左右。赤字480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贪污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腐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摘编自张宏杰《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