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裉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主、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起初,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等的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到今天，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同我国其它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只有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王维的“名大家”

①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②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诬,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③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因为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④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