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通过北斗、晷影、星象等方法测算冬至，并以冬至为岁始岁终的标志。这种岁时系统并不需要考虑月相的变化，属于四时观念下的阳历系统。由于朝代更迭，天文测算技术不断改进，历法也不断更新，新的岁时观念应运而生。

《豳风·七月》中以冬至为年岁节点的岁时观念在《诗经》中十分普遍，其中“岁暮”为秋天，就是这种岁时观念的体现。“岁暮”最早见于《诗经》，谈到了“岁暮”的有三篇。《唐风·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小雅·采薇》中的“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月份上都指向九、十月，这时离冬至改岁的时间相去不远，《小雅·小明》中的“曷云其还？岁聿云莫”也是相同的季节指向。因此，冬至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岁时节点，在此之后即是新年，在此之前的九月和十月意味着在时间上临近改岁。

“岁暮”为秋的岁时观念并没有随着周王朝的覆灭而消失，秦朝以后，这种岁时观念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岁暮”最初的季节指向为秋季，而指向冬季则是与历法以及人们的岁时观念转变相关。

汉初沿用秦代的颛顼历，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人们发现观测到的月朔与历法推算的情况不符，一直沿用的颛顼历已经不再能够适应时人们的需要。因此，汉武帝下令废除颛顼历，使用太初历。太初历最大的特点是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此后两千多年，历法虽然一再被修订，但正月岁首却没有改变。新的岁时观念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旧的岁时观念在被逐渐遗忘，阳历系统以冬至为改岁节点的观念逐渐被阴阳合历观念下的正月所替代，而冬至日这一天也演变为一个专门的节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冬至为年岁节点依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其重要性已经不再突显。曹植《冬至献袜履颂》：“亚岁迎祥，履长纳庆。”“亚岁”为“冬至”的别称，《宋书》很好地诠释了“冬至”被称为“亚岁”的内在原因：“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官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从这些典籍的表述可以看出，在魏晋人的观念中，冬至的重要性已经居于次位，而另一套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的岁时系统才是居于正统的主流。

六朝以来，冬至依然是岁暮类诗文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杜甫《阁夜》中“岁暮阴阳催短景”意味着白昼逐渐缩短，但还未达到一年中的极致，言下之意即年岁将近，日子也越来越逼近冬至。而孟郊的《秋怀十五首》其八，更是将“岁暮”放在了秋天：“岁暮景气干，秋风兵甲声。”但是，越来越多“岁暮”题材的诗文将季节放在了冬季，而原先秋天的“岁暮”观念被逐渐遗忘。

（摘编自印志远《〈豳风·七月〉岁时观念钩沉》）

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顰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那灰色的歌曲，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娥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知：“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气的没有下落，呑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摘编自钱钟书《谈中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