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乐天知命”的态度对待生活，但并不是一味讲“乐”，不讲“忧”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忧”多于讲“乐”。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来说，虽然《系辞上传》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但《系辞下传》又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只要稍许深入地阅读《周易》六十四卦，则不难发现，这本占筮之作，自始至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凶趋吉，居安思危。我们读《周易》感到耳旁有两种声音，一是号角，另是警钟。两种声音相比较，警钟之声更是惊心动魄。

《周易》理念的核心是“变”。一切皆变，物极必反。事物坏到极点，有可能转向好的方面，事物好到极点，也有可能转向坏的方面。否极可以泰来，泰极也可以否来。故处困当发愤，居安必思危。六十四卦排在最后的一卦不是表示成功的“既济”卦，而是表示没有成功的“未济”卦。这种排列，绝非出于形式上的考虑，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哲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善的“既济”，而只有不完善的“未济”，我们才更应该努力，永不懈怠地努力。而且正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动着，既没有永久的成功，也没有永久的失败。正是因为一切都有可能，我们更应警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哲学维度强调人要存忧患之心诚然可贵，但中华文化的忧患观念最为重要的不是忧患的态度，而是忧患的内涵。从儒家最古老的典籍《礼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开始，中国儒家一直弘扬的是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战国时，孟子接着《礼记》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响亮地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将忧民摆在首要地位。张载发扬孟子的论说，将忧患的内容扩大到天地万物，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明确表示，作为知识分子，其人生意义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中华美学的伦理特色获得一种较为浓重的悲剧情调与崇高气概。中国社会长达几千年，动乱的时间多于太平年月，因而，悲凉兼悲愤的精神可以说渗透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史。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到国家政权，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又多是改朝换代式的动乱，因而中华美学中的悲剧情调其具体内容更多体现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慨叹。实际的悲剧反映在文学艺术之中，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主旋律之一。中国美学特有的“教化”说、“诗史”说的产生，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中华民族“乐天知命”的传统在美学中并没有表现为喜剧的形式，它更多地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在中国人的审美境界中，它不仅不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忧患意识构成对立，还与之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博大的精神情怀。这种情怀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精神。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审美形态是复合型的，崇高兼有优美，悲剧兼有喜剧。

（摘编自陈望衡《试论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家，一是道家。一般认为，儒家比较强调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道家则强调智慧的觉悟和解脱。两者的不同，可以用三个简单观念来加以分辨。

第一，儒家的思考方式以人类为中心，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

道家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问题，必定徒劳无功，必须改变思维模式，超越人类本位，而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的造作越多，麻烦越多。譬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定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还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所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第二，儒家以“天”为至高存在，凸显历史背景；道家以“道”为至高存在，展现宇宙视野。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儒家承前启后，继承了这一观念，把“天”当作最高存在。孔子两次遇到困境，都把“天”抬出来，如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道家则不同，道家以“道”代替“天”，“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道家认为宇宙最后的根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孕育万物，是一切的起始与归宿；“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却又超越万物。道家由“道”取代“天”的地位，很多西方学者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第三，儒家期盼“天人合德”，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道家则希望“与道合一”。“天人合德”的“德”是善的德行，亦即人要行善，要不断地修养德行。“与道合一”则代表人要成为有道者或行道者，觉悟了“道”，人的生命境界整个就不一样了。

过去认为，有三种人学习道家会比较有心得。一是年长的人，二是失意的人，三是非常聪明的人。从秦汉到唐宋，中国历代的文人，许多都喜欢道家，他们的作品所用的语汇，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的情调，与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提到的：“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显然是道家对大自然的欣赏，可以说是敞开心灵与自然沟通，不像儒家主要界定在人的社会中。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况且，如果大家都走道家的路， 这个社会要交给谁来担当呢？由此观之，儒家和道家在社会的功用上，是有点分工合作的意味。

(节选自傅佩荣《国学的天空》，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