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票房与文化自觉

尹　鸿

中国电影如今呈现出勃勃生机，不仅产量高居世界前列，中国市场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由于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尚未成熟，“娱乐至死”却成为部分影视作品引以为豪的追求。从所谓“屌丝”电影到所谓“毒舌”电影，从偶像电影到“粉丝”电影，从喜剧电影到“恶搞”电影，在近期一些较高票房的电影和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中这种低俗化现象不断受到质疑。

随着媒介多样化对电影功能的分流，也随着全球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化，电影呈现出鲜明的娱乐倾向。30年前，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性地指出消费社会的公众话语正在日渐娱乐化，甚至演化为“娱乐至死”。应该说，娱乐是人们释放心理能量、缓解精神压力的正当甚至必要的需求，电影追求娱乐性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述“宣泄”与“净化”的关系，到20世纪弗洛伊德论述“欲望的升华”，人们普遍认为，娱乐虽然无罪但仍然要有度。娱乐不仅是欲望的宣泄，也是释放内心压力之后的心灵净化；娱乐不是对欲望的刺激和放大，而是对欲望的伦理驯服和社会化升华。

电影如果没有对人性、人道、人格足够的尊重，没有对公平、正义、善良的充分敬意，没有对艺术规律、审美品格的诚恳追求，就不仅仅是影视文化的自轻，更是对世道人心的亵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电影去争市场，无疑是“饮鸩止渴”。当票房与口水齐飞的时候，国产影片可能就谈不上对观众精神生活的引导了。而当观众的审美能力、电影观赏需求越来越成熟，国产电影的危机可能就不仅仅体现为技术危机，而是更严重的思想危机、文化危机，最终导向市场危机。

对于娱乐内容来说，遵守审美底线和伦理底线几乎是全球主流商业电影的共识。对“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对涉及吸毒、盗抢以及其他反社会行为、犯罪行为的“人格美化”，对违背社会普遍价值观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善恶有报”的正义审判，对外表丑陋 、行为丑恶的过度放大等，都触及电影的伦理和审美底线。这种底线，在欧美日韩等国家还可能通过“分级”来限制，而在中国目前的审查体系中，审美和伦理问题处于灰色地带，缺乏必要的行业监管和舆论监督。因此，我们希望电影从业者以自觉的底线意识来保障电影文化上的无害，减少对青少年特别是低幼观众的不良影响。

电影作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不仅应该提供娱乐，也应该有建设新文化、塑造新文明的担当。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曾经指出，“软实力”体现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理应担起通过价值观的“吸引力”来引人向善向上的责任。也许，有人怀疑电影“担当”与电影票房之间会存在冲突，但如果我们就近看看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名单，就会发现，这些影片都坚持了价值观上的普遍“正确性”，甚至体现了某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自觉“担当”，它们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尊重。如果说人活着需要点精神，那么电影也不例外。如果说我们的价值观担当曾经制约了观众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有“吸引力”的传达。

所以，对一些电影创作中出现的伦理和美学虚无主义、审美粗鄙化、娱乐没有底线等现象，仍然值得我们保持一种清醒而审慎的批评态度。国产电影需要份额和票房，但更需要“绿色”的份额和票房；中国电影需要挣钱，但更需要的不是趴着而是站着挣钱；电影是商品，但首先必须是一种有文化的商品。有观众说过：“我们爱电影，从来不是因为电影能赚钱，而是因为电影给我们带来了感动”。也许这才是观众对中国电影最诚恳的期望。

在电影适应市场、满足观众、追求票房的同时，数量与质量的矛盾、票房与口碑的差异、娱乐功能与审美功能的错位、电影商业价值最大化与文化伦理价值底线的冲突，也一直伴随着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进程。“叫好”与“叫座”的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众对国产电影的不满足。特别是近年来，在电影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之后，部分电影特别是部分高票房电影，盲目追求票房至上、娱乐至上。这种把票房作为价值评判唯一标准的“唯票房”趋势，需要我们反思。

(《人民日报》2014年9月5日 24 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