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之初，虽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占比微不足道，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理想和现实巨大的差距面前，强烈的“危机感”很容易催生单纯追求GDP的发展观念，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取得广泛共识，从而为经济建设树立明确清晰的奋斗目标，凝聚力量，果敢行动。

以“GDP挂帅”为集中体现的发展观念，现在已经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了。十九大报告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来概括当前我们经历的历史性转变，“发展”的内涵在这里已然从“富起来”转变为“强起来”，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还有环境保护、创新能力、科技与文化等很多方面。“强”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考量，无法把各个维度的“强”通过“加总”成一个“数”，来理解和测度整体的“强”。

新发展观不再能“化简”“还原”成某个单一维度。在产业发展领域，这种单一维度的观念在更深的层次上，有时表现在关于产业发展进程所谓“一般规律”的认知中。自蒸汽机发明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从而开启了现代工业以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来了数次被称作“产业革命”的生产大发展。每一次生产大发展都使社会生产达到了一个之前历史上无法企及的新高度，并且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那些关于产业发展的宏观叙事里，这些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成就被人们与“一般化”“普适化”的道路连接起来了。这条路上有大的“驿站”，也有小的“台阶”，发达国家一路走来，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就是在这条路上“拾级而上”。这种对产业发展“规律”的“专断论”认知的危险在于，它提供了一把“尺子”，用来“客观”地评判产业体系和企业的“先进”或“落后”，从而给人为的调整和干预提供“进步”的理由和依据。实际上，这些关于产业发展的“规律”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经验总结的“后见之明”，忽略了不同国家禀赋的不同，忽略了不同国家产业发展过程中内外历史条件的差异。

我们认为新产业革命是指向未来的，它的路径未定，不同的经济体都要探索、寻找属于自己的合适路径。不仅如此，新产业革命所要到达的目的地的特征也是开放的，充满意想不到的可能。没有谁能够完全清晰地描绘未来的情景，又怎么能够笃定地认为未来企业就是某个据说代表未来的“标杆”企业整齐划一的复制呢？

（摘编自杨斌《中国制造业从“大”到“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观?》）

①正统儒家注重提升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基于法律制定与实施可能与道德产生重大冲突，设定了对法律原则的一些限制。

②首先，在价值导向上，法律受道德的指导、约束。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律的实施，都须与道德方向相一致，法律必须符合道德的基本原则。北宋王安石提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安石所称“善法”，就是要符合“天理”、“人情”，符合自然社会规律，符合道德伦理。清朝乾隆初年制定《大清律例》，肆例馆总官徐本在奏疏中说：钦恤之仁，好生之德，始终是制定法律的基本宗旨。而在法律实施方面，董仲舒提出，听讼断案，必须重点考虑行为人的道德动机。这一原则，对汉以后历朝司法影响重大。

③其次，在实施原则上，道德优先。法律作为特殊的行为规范，在运作过程中，需要遵循自身的一些规则。但是，如果其运行规则与道德准则发生冲突，法律必须作出适当的让步。对于人身伤害、财产侵害等案件，历朝法律都明确規定了相应的处罚。但亲属关系、家庭伦理属于传统道德重点维护的对象。西汉以后，这一道德原则逐渐渗入法律条例之中。唐宋明清各朝法律均规定，对于亲属间发生的人身伤害、财产侵犯等案件，当事人承担与非亲属关系当事人不同的法律责任。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实施尊长优先原则。尊长对卑幼伤害，减等处罚；反之则加重处罚。其背后的家庭哲理在于：卑幼对尊长必须给予更多关切和尊重。又如，在财产纠纷案件中，实施亲属对冲原则。亲属间如发生财产侵权，则比照普通案件处理标准，减等处罚，而且亲属关系越近，处罚越轻。其背后的家庭哲理在于：亲属关系越亲近，越应在财产方面相互扶持。这种法律责任的差别性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于伦理道德的让步。另外，对于已经判决的罪犯，因其亲属的特定状况，可以调整处罚方式，以满足其履行伦理责任的特殊要求。唐律现定：犯徒、流、死罪者，如果其祖父母、父母年过80岁，或者患笃疾重病，而家中无其他成年男子侍奉，可通过改变处罚方式，或者专案上报朝廷以求皇帝特旨的方式，以使得罪犯能够留待家中侍奉祖父母、父母。

④再次，在作用范围上，对法律作必要的限制。无论是人身伤害，还是时产到份，法律都己作出相应规定。但对于普通伤害行为或者一般财产纠纷，从官府到民间都鼓励当事人通过法律之外的其他途径解决。一方面，“息讼”“贱讼”观念在民间广为流行。曲阜孔庙石碑上的“忍讼歌”，对于诉讼程序所涉及的各环节有着生动的描述：“听人挑唆到衙前，赢也要钱输也要钱。”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法律为诉讼提起人设置了艰难的诉讼程序。法律规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合法拷讯被告。但如果被告在法定拷讯之后仍不招供，可对原告进行拷讯。无论是观念與论，还是制度设计，其目的都在于阻碍意图通过法律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当事人，从而将法律的作用限定在狭小的范围。

(摘编自来勇《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