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四季（节选）

吴经熊

唐朝最伟大的自然诗人当推王维。在他的笔下唐诗的春达到了中边皆甜的境界。他的自然主义是最纯粹的，不像孟浩然的自然主义还受生活失意的沾染，更不同白居易的自然主义掺了多量理知主义的淡水。他是处于蠢蠢欲动的初春和飞扬跋扈的晚春中间，他的声音是像春天最快乐的日子那么的温柔抚慰，真有所谓“猗猗季月，穆穆和春”的气象。清明的幻想和纯洁的灵魂使他轻易地吸收大自然的美。

王维的人格是难于描摹的。他既不怪僻，又不狂热；既不是一个浸淫在烦忧悲痛中的灵魂，也不是麻木不仁的道学先生；既非放荡不羁，又非墨守成规；既非野马，又非驯骡，更非无声无臭模棱两可的黯淡灵魂。

王维的灵魂是天蓝色的，他好像同一切自然之美，结不解之缘。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素有宗教涵养的人物，他的上帝不是严父而是慈母。

他的生平没有多大风波，虽然身居要职，却没有官僚习气。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在诗里他绝少宣传佛教，他很自然地实行他的宗教，他食甘蔬菲，时常静坐思禅。他的精神专一，能将苦热化作甘露，真得了宗教三昧。在一首诗里他说：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他三十岁的时候，便丧了偶，可是他养了两个极堪眷恋的情人。她们非但不彼此嫉妒，并且互相辅助，使他完成他的工作——这两位情人就是“诗”和 “画”！他不但是位大诗人，还是古今驰名的山水画师。苏东坡曾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你看这幅画是多么的爽目（《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他并不想脱逃这世界，他的希望是寄托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他的《竹里馆》显出同大自然孤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多么舒适自在：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明月能窥见他，他已是心满意足了。他较孟浩然更依恋大自然，单独的时候他就弹琴自娱，像一个婴孩在母亲的膝上嬉戏那般自得。这母亲说：“看，看，我的孩子，明月在觑着你！”这孩子也就欢喜。他不像孟浩然般的感觉：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诚然，只有优越性灵的人才能真正的欣赏自然。《终南别业》是王维五十多岁时写的：

中说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可见王维不但相信佛教，并且还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的。我想真正的中国人的心境是近于道家的，不论他皈依什么宗教。倘若他信仰宗教，他也是一个道家化 的佛教徒；倘若他信仰基督教，他是个道家化的基督徒。道家思想不是宗教，乃是接受宗教的态度。我在别处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的行动是儒家化的，而感情是道家化的。

再回到王维。他说的“中岁颇好道”，到底是什么道呢？他的道就是大自然。爱大自然是人类的天性，《杂诗》：

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 寒梅著花未？

未离王维前，还引他的《山居秋瞑》。看上来它像一幅图画的几段景色，其实结尾的二行包含着无限的意义：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可自留。

在一个春季诗人看来，四时都是春天。

“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能走”。而在这个话题讨论中“国人素质论”再次成为焦点。大量的观察表明：中国城市文明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等，从而造成所谓“素质论”迷局。

我们观察行人乱穿马路现象时不难发现：道路越宽，车速越快，则行人乱过马路现象就越少；道路越窄，车速越慢，则行人乱穿马路现象就越多。当汽车拥堵时，宽阔的马路也会有行人乱穿的现象。这种乱穿行为的支撑是：行为博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凑够一撮人就能走”现象频发的原因。当一个人过马路时，往往心理上不占安全优势。而当一群人时，心理上就占了优势；司机在行人出现违规时，也会因应急反应而减慢速度，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让其他行人领会从而加入违规行列，司机自然不得不踩刹车而让道行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理学现象。那么为何西方或香港等城市的交通密集区域，却较少出现这种现象呢？观察表明，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缓解行人的焦虑情绪。

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红绿灯规则涉及行人等待的忍耐度问题，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这个忍耐度是较大的，因为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国内有的红绿灯转换时长超过100秒，有的甚至达到了145秒。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的不耐烦表现。而且，研究者发现，“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人闯红灯不是百姓素质问题，而是设施与规则设计出了问题。

一条视线良好的宽阔马路限速50公里每小时是否合理？限速过低，自然产生大量的超速现象，这不是司机素质问题，而是交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从而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明显降低了车辆的通过效率，并因快慢不一形成车流不畅；二是交警难以执法而造成“法不责众”的观感。所有的交通规则，应该是以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的，这样才有利于疏导交通。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状况导致了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状况频频显现。道路拥堵了就建道路，而建设又使得道路更拥堵；汽车越来越多，事故越多，道路越堵；道路越堵，心情就堵，秩序就更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欧美国家早就认识到“扩充道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的现实，道路的建设会增加拥堵的节点，而“混沌效应”（或称为“蝴蝶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拥堵不可能绝迹，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唯有政府提高设计意识，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礼让文明的动力。

从技术本质来说，人工智能也无非人类的一种技术发明与创新。技术哲学认为，任何技术都是让人类逐渐从劳动的辛苦中摆脱出来。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替代，与过去的各种技术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人们对过去的各种技术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为什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却大惊失色。在工具技术时代，各种工具取代人类作为工具性的肢体。此时的工具性技术就已经比人类强大。在机器技术时代，各类机器不但代替了人类的工具功能，而且其强劲的动力战胜了人类的有限气力。例如一台蒸汽机或内燃机的动力不知要超过多少人力。因此，从替代或超越人类来说，从人类发明各种技术开始，多种多样的技术就从不同方面超越人类或取代人类。智能机器则因为其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而逐渐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这样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合二为一，人类的劳动功能被彻底取代，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再也难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因此人类不得不惊呼“狼来了”。从历史来看，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或进步，总会有一部分人因劳动或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而失业，不得不面临转型。转型的方向总是从技术含量低的“低海拔”地区转向技术含量高的“高海拔”地区。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凭智力吃饭的人们也逐渐丢失饭碗，这让人类不得不担忧自己的未来。在目前依然是按劳分配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下，失去了劳动机会也就失去了对社会贡献的机会以及分配财富的机会，因此人们在人工智能大潮逐渐逼近之际表现出“狼来了”的担忧就显得十分合情合理。从短期来说，人工智能必然会给大部分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让人们感觉无所适从、无处可逃，因此人们普遍表现出惧怕、担忧的情绪，甚至想方设法阻挡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因为从短期来说，人工智能必然会给他们带来转型的痛苦，他们甚至会彻底丢失工作的机会。

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却是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在人类从以在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也需要实现脑力劳动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让人类全面解放的长期梦想有可能得到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将工具、动力和智力三位一体，能够自我学习、自我决策、自动控制，独立完成各种复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为人类不知疲倦地生产出巨大的财富。人类从此可以摆脱劳动对人类的长期异化，获得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的人类全面解放。不被劳动束缚的人类终于可腾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过去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可以充分享受不受劳动束缚之后的闲暇，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需要从事繁重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人们，可以尽情地从事自己想做而没机会做的事情，人类可以在新的领域重新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理论探索》第2018.5期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

绿林与侠为同源所出，这个“源”就是战国时期以墨家为代表的武士集团。“士”是先秦时期一个极为活跃的社会群体。在春秋以前，知识为贵族垄断，“士”主要指那些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以作战为主、以耕田为辅的社会阶层。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解体，使部分平民有了接受文化知识的可能。于是“士”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士人从习武转向习文，如孔子，这就是早期的“儒士”。另一些没有分化出去的武士仍然保持尚武传统和强悍性格，并不断汲取民间文化营养向前发展，这便是“侠士”的萌芽。从此以后，“儒’’与“侠”便成为代表两种不同人格内涵的文化模式角逐在历史舞台上。双方都不满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很不一样。儒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全力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秩序和礼乐文化；墨家的目标则很模糊，他们提出的“兼爱’’和“非攻”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鸟托邦色彩的理想国，于是他们便以行侠的方式去破坏现存秩序。在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的地位是平分秋色的，人们每以儒墨并称。但这两种学说在秦亡以后便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儒被独尊为正统文化的代表，墨则被排挤而成为民间文化精神的根源。儒家的正统地位决定了它不仅为士人言行的准则，而且它的理论学说本身也被后人完善和补充着；墨家在被取缔后，其理论学说便基本湮灭，主要以精神渗透与积淀的形式对后代的绿林侠客产生观念和行为上的影响。。

战国时期的武士有人身的自由权，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阶层。他们以“舍生取义”的态度看待个人生命与重名好义的关系，随时准备为能证明其“义”的一切惊天动地的事业而献身，他们所追求的是存在于现实世界又具有超现实的高尚而纯洁的道德目标。这种精神是包括绿林好汉在内的后代侠士的重要内驱力之一。

秦统一以后，中国成为专制的一统帝国，它已经不允许那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社会阶层的存在。所以，从这时开始，侠士使出现了分化：一是投向贵族，一是转向平民。随着分化的深入，侠的贵族化使它日益成为贵族生活方式的点缀，因而日益萎缩；而侠的平民化，特别是它与绿林的合流，使其找到了一种生存的土壤，因而愈加发展起来。

如果说汉唐间武侠贵族化的倾向要稍大于平民化倾向，那么到了宋代，武侠之风在上层社会几乎已经没有市场，而被挤向了民间，挤向了山林。这是因为，以兵变形式夺取最高权力的宋代统治者，鉴于五代十国频繁政变的教训，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再加上北宋中期以后的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使不少人铤而走险，亡命江湖。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造就了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为绿林活动创造了社会基础；大量的江河湖泊和山脉森林则为义军和土匪提供了栖身和活动的场所。这些大大小小的林立山寨不仅蔓布四方，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网络，而且在各个网络中，绿林好汉的组织形态、各种仪式及绿林的观念意识等，也都将绿林文化推向了巅峰状态，并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外围的一个亚文化圈。

宋代以后绿林豪杰仍不乏其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的事实，已经证明绿林事业的巨大能量。但入清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各种变化，绿林活动又重新被统治者利用，各地设立的镖局和职业刺客的出现说明了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扣外族的入侵，绿林活动才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出现了白莲教、太平军、义和拳等声势浩大的活动。它与镖师、刺客的活动并存或转化，表明了绿林活动在后期的复杂化。

（节选自《绿林文化的渊源与演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