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目收视下滑：期待建设性互动

《百家讲坛》收视率已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舆论普遍不太乐观，认为这个影响很大的节目进入了“衰退期”。

①记者：《百家讲坛》的起落是不是说明：学术通俗娱乐化可能行不通的?

梁永安 (文化学专家)：我觉得现在下这种判断还为时尚早。一档节目起起落落很正常，社会的焦点总是在不断转移，比如当前的股市楼市、金融风暴等问题，一时之间，社会对历史文化的关注有所减弱也算正常。

何况《百家讲坛》原来的定位就不是学术，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通俗化。准确来说，它应该属于文化传播平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专业空间。最明显的特征是：演讲者并不提供自己独特的材料发现或者体系构建。比如于丹就很聪明，声明自己是在学术的“墙外”讲《论语》，与真正的经学研究区隔开来，阐发自己的感受。舆论以为她对学术话语有所威胁，其实完全没有，学术自有学术的一套研究体系、学理化的表达方式。

②那么您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永安：我想它可能面临困顿期的内容资源的转型。《百家讲坛》的听众，主要是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对三国、《论语》等历史本来就很感兴趣，而新一代人却未必买帐，且不说新一代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仅仅是新一代的彷徨迷茫和生存焦虑，目前就很少有主流文化节目能够切中。所以《百家讲坛》能否在当代全球景观下，开掘新的内容资源，在年轻人的心灵引起共鸣，是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③记者：或许文化传播类节目本就不用追求轰动效应，默默把“高端路线”坚持下去，才是常态？

梁永安：那倒未必。国外的文化节目，持续走红几十年的不在少数。比如美国的脱口秀、BBC的历史专题等。这些节目也经历过低谷，只是当观众耳熟能详到自己都能掰的时候，节目完成了自我升级，让人重新获得惊喜，也就重新赢得了观众。《百家讲坛》中即使被称为“心灵鸡汤”的于丹说《论语》，往往也是采取简化问题的方式讲解，似乎如此一来，生活的困顿一下子就很容易想通，其实这并不顶用。只有首先将事件的复杂本相清晰地传达给观众，观众才能从历史中相互对照，吸取智慧，让历史焕发出高度的启示性，这样的讲述，才能切中当代青年人真实的生命状态，才会有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④记者：换句话说，您不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是社会的理性回归，反而是一种遗憾？

梁永安：是的。类似的文化栏目很有必要。我们对传统的重新体会和表达做得太少，《百家讲坛》仅仅是个起步。我们的现代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方面太需要有人寻找新的资源和角度重述。《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样式刚刚萌芽，有待成长。与其批评，不如抱着建设性的态度。

⑤记者：其实不只是对《百家讲坛》，只要对一种文化现象不满，抱怨远甚于建设，已经成为舆论的习惯心态。

梁永安：世界知名栏目之所以能几十年办下来，是因为它们的受众不是简单的受众，会主动介入，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节目不断调整完善。而我们一些受众并不主动参与，只被动等待，一旦不满，也不抱着建设心态让它更受欢迎，反而是诉诸抱怨来获得心理满足。

眼下，各种文化观点几乎都能找到依据，其实也就是找不到绝对的依据，只能做出自己的相对判断。人们已经习惯拿有用有效去判断，而不是生命所依附的价值去理解，所以很多文化产品带有消费特性，一旦不合口味，人们马上就会抛弃。就算它本身有珍贵的潜力可挖掘，也不觉得珍贵。这其实并不理性。如果受众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任何文化都将失去内在更新的能力。将失去内在更新的动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和店家一起治罪。秦国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民、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与隶属贵族的“私民”相对，意为国家的人。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向15至56岁男子征收的“算赋”和按户征收的“户赋”。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需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贵族的人生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和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摘自《户籍上的中国》，作者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