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祀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书、讲学一起并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书院作为与官学并行的教育组织,其供祀活动及其社会意义主要存在于文化层面。

在儒家传统教育中,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被认为同等重要,因而对书院教育而言,教学空间和供祀空间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组成部分。供祀作为一种具体规范的展礼、学礼活动,历来受到古代教育者的高度重视。由于儒家思想的精微体现在对孔子学说的承传上,在书院兴建孔庙并定期举行供祀仪式,彰显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境界。这种严谨而规范的供祀形式作为书院的文化“规则”,一直受到书院管理者甚至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书院的文化发展要依靠学术传播,即依靠对本学派学术旨趣的承传,除了对本学派的“文本”进行阅读和阐释外,还要从精神上进行承传。对本学派和本书院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先贤进行供祀,表明了书院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拥有的行为规范和精神特色。南宋以来的书院无不将供祀本学派先贤作为标榜自身“正道脉而定所宗”的学术追求,如白鹿洞书院的“宗儒祠”供祀周敦颐、朱熹等人,就体现了其学术旨趣。

书院供祀并非单纯学术上的追求,在漫长的制度化发展过程中,书院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教育组织发展为集教学、藏书、祭祀、出版、经营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官方的扶持、地方贤达的资助、民众的认同和参与,是书院巩固地位、扩大影响的重要条件,对社会上那些关心书院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名宦和贤达,书院供祀空间也为他们留有位置。如岳麓书院在明嘉靖五年(1526)设立了“六君子堂”。这是岳麓书院专祀建院功臣的开始,显示了书院对他们功德的追怀和弘扬,也显示了书院在文化层面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追求。

清代书院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选取供祀对象的标准。那些与书院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与本地社会发展相关且有过较大影响的有功人士,也会得到书院的供祀。这种供祀对象多元化的模式,与宋代及以前书院供祀对象的单一化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康熙年间河南大梁书院供奉各类社会贤明人士达150人,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种规范的展礼作用”。

 (选自蒋建国《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有删改)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

鲁迅先生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但是承载着国民精神的文艺不是无本之木，而是耕耘于生活的田野。生活是文艺的土壤，文艺是人类生活长出的禾苗、结出的硕果。创作的源泉来自我们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来自人民砥砺前行的脚步，来自大千世界里活色生香的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深入生活，文艺才能植入最深刻的现实；扎根人民，作品才能流动最真挚的情感。只有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与现实碰撞，与人心激荡，才能生发最动人的力量。也正是这种艺术的力量，才能让人得以面对外在强大力量挑战时作出自觉的回应，得以在美的享受中克服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疲软感、卑微感和恐惧感。

文艺根植于生活，不是被动反映生活，不是机械复制生活。它源于生活而又必须高于生活，艺术家不但要练就感受体悟生活的本领，还要练就提炼升华生活的能力。面对生活原野，艺术家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又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重建现实主义精神，通过文艺创作观照现实、挖掘价值、守望理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作品。

如果说生活是文艺的土壤，那么文化就是文艺的家园。中华民族能在历尽磨难后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拥有5 000多年的悠久辉煌的历史积淀，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孕育滋养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华艺术和中华美学。古雅清新是其精神气质，自由自然是其精神价值，和而不同是其精神结构。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中国人的最高生命理想是通过融入自然万物而实现伟大、自由、永恒和超越。这种对自然的体认已经在艺术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已经生成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美学。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奠定了中国艺术坚定的自信、自立和自豪。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乌，然而没有一双坚强的理论翅膀，小鸟就不能飞得高远。哲学家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文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理论支撑和评论引导。当今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体制深刻转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激荡，文艺正发生着重大变革。由于文艺理论体系、文艺价值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新的文艺类型、文艺群体和文艺组织的不断涌现，文艺评论面临许多崭新的课题。于是推动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加强文艺评论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

（节选自庞井君《燃起照亮固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