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阙疑”精神

李学勤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博，成就卓越，在学术史上早有公论。他一生学风笃实矜慎，不轻易立说，也不任意争辩，虽已多年闻名于海内外，仍然保持谦虚的态度。

大家知道，王国维先生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论文集《观堂集林》，开卷《生霸死霸考》、《高宗肜日说》、《洛诰解》，一直到《〈书〉顾命同瑁说》等好多篇，都是关于《尚书》的，可说达到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他却再三声明《尚书》有许多地方“不能解”。

《观堂集林》卷二收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其中王国维先生自述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失儒亦不能解也。”王国维坦承他对《尚书》好多文句“不能解”，并且指出前人的解释“不可通”，是“强为之说”，他不能与之苟同。

1924年夏，王国维先生为容庚先生的《金文编》撰序，首先引用孔子讲的“多闻阙疑”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二语，认为：“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接着他讲到《易》和《书》的“难解”，并说：“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

他于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曾专讲《尚书》，确实体现了“阙疑”这一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吴其昌先生的《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和刘盼遂先生的《观堂学〈书〉记》，他上课先讲述历代《尚书》传流和注释的历史，其间便强调“其不可通音，终不可通也”。他讲授《尚书》各篇，于各家学说择善而从，同时结合自己甲骨金文研究的心得，提出很多新颖见解。例如讲《高宗肜日》，即以甲骨文“肜日”为据，论证元代金履祥以该篇为“祖庚时文”的正确。类似的精彩之处，不胜枚举。

王国维指出前人注解《尚书》多“强为之说”，许多文句“终不可通”，并不是抹杀历代学者的成就。相反的，他认为《尚书》的研究不断前进，各时期的著作都有应当肯定之处。这从他最后一篇有关古代研究的作品《〈尚书覈诂〉序》可以看得很清楚。

《尚书覈诂》的著者杨筠如先生也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学生。他听了王国维的《尚书》课，编著《覈诂》四卷，得到王国维，还有也任导师的梁启超的奖励，经修改后，从南方寄给王国维，王国维给他写了序。这个时候是在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的去世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篇序文，把历代《尚书》之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伏生到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今文之学；从孔安国到贾逵、马融、郑玄、王肃，是古文之学。“今古文诸家之学并亡，然传世之伪《孔传》，殆可视为集其大成者也”。第二阶段始于北宋欧阳修、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皆脱注疏束缚而以己意说经”。蔡沈受朱子之命所编《书集传》，“可谓集其大成者也”。在这以后，王国维历数清代阎若璩以来各家成绩，一直讲到俞樾和孙诒让，“惜未有荟萃而画一之如孔、蔡二传者”，希望杨筠如“异日当加研求，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乡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则孔、蔡二传又不足道矣”。

（摘自《中华读书报》）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孟子》七篇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在孔子提出的“仁爱”的基础上，孟子将仁爱的范围从“亲”推广到“民”，又扩大到“爱物”的领域。“仁”是爱人，但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故“爱”育之，这是“仁民爱物”。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将“物”纳入了生态伦理思想中来，表达了对“物”的同情。孟子认为君子对于动物要有恻隐之心，提倡关心动物、保护动物。而正是这种承载万物的情怀、博大深沉的仁心慈念，形成孟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在动力。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檀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即“时养”的思想。孟子劝告人们不要用缎密的网打鱼，以留下个体较小的鱼继续生长繁殖；砍伐木材要遵循规定的季节，循自然之性，以满足继续利用的需要。孟子教育人们，一切动植物的生长繁殖都有依据季节变化而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因此一定要顺应规律，不要试图破坏规律。再者，人们必须依据万物生长变化的生态规律，按照一定的时序进行农业生产、砍伐取用和捕获渔猎，适度地获取生活资料，切勿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导致生态环境失衡，走向末路。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孟子在强调“以时入山林”同时，还着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养护”是十分重要的，不仅要取用有度，而且要尽量减少人向自然界的索取，保持自然界原有的面貌，即孟子所说的“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孟子·离娄下》），使自然界的万物繁育旺盛、和谐有序，维持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

孟子思想中隐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而重温孟子的生态伦理观对当今社会的生态建设也是十分有益的。孟子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时养”，既要顺应自然，又要保护自然，追求以节约资源、能源和减少污染为前提的生态经济效率，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统一。

（摘编自《<孟子>中蕴含的生态保护思想》）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在世界范围持续发展，跨时空的全球性交流互动不断由经济、科技领域走向政治、文化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文化一体化、世界文化趋同化、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决定政治、文化全球化，世界市场使得消 费主义走向全球各个角落，而通信、交通和网络的超地域性加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融合，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最终走向趋同。事实上，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 其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时代和固有文化传统，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伪命 题。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同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经济 发展、国家治理、民众生活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因而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同民族和国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决策，并相应实行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这种不同 民族和国家基于维护与发展自身利益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中，连经济都很难趋同，就更谈不上 所谓的文化趋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 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生存发展、 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否认这种差异，盲目推动趋同，不但会导致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 甚至消失，而且将导致民族文化衰落和国家衰亡。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 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 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的文化，企图让所谓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消融在 单一西方文化中，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

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 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 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应当认识到，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全球化”，目的是要加速垄断资本的 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以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域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 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人民日报》2018 年 03 月 14 日 07 版，作者刘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