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化的时代，对墨学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现代化的文化要求走出传统，面向未来。全球化的文化要求融入世界，多元并存。站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视野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墨学，应该知道，未来的墨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首先是墨学的民族性问题。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绵延问题。在此，要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墨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与现代文明不相容，应该抛弃传统墨学，拥抱现代西方文化；另一种认为，在先秦墨家思想中，已经具有了化解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文化基因，回归先秦墨学即可以化解现代化产生的各种文化问题。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深才能叶茂。墨学发端于先秦，是民族文化的根系之一，割舍不断。但同时，任何一个文化的产生都受到时间与条件的诸多制约，墨学也不例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联结起来。昌明墨学，就要融汇现代理论，对墨学的核心观念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做到返本开新，让墨学成为现代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墨学也应该是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西方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暂时强势，一些人以为全球化即西方化，文化上应该广泛输入西方文化，这种观点既是对全球化的中国定位的误解，也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与文化的广泛交融，呈现多元多样的形态。墨学需开放包容，汲纳西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中的有价值成分，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做出中国贡献。

早在近代，就有中国知识人认为，墨家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人类之间的爱是平等的。只不过，当时囿于文化情感，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源出墨子的兼爱。一个多世纪过去，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基督教的博爱与墨家的兼爱，同样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虽然两者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博爱是神性的爱，根源在于造物主上帝，造物主爱受造者，是受造者之间彼此相爱的根据。上帝对世人的爱是不平等的，是恩宠，是无私的，自上而下的。世人之间的爱是平等的，超越功利的。但墨家的兼爱是人性的爱，源出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从内容上看，墨学的兼爱伦理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有利于化解全球化所面临的分歧冲突，实现世界的和谐共生。因而，墨学的兼爱实用理性伦理具有普适性的特征，理应成为现代世界的伦理规范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思想可以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内核之一，成为现代世界的伦理黄金律。墨学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成为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解启扬《墨学能否现代化与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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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以全然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姿态，成为当前文学活动中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然而，网络文学的迅速崛起并没有引起当下文学批评界的足够重视，当前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完全参与到网络文学的整体创作活动中。这种缺席，一定程度上使得网络文学少了一面不得不照的镜子。

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呼唤着文学批评的积极介入。尽管网络文学拥有传统文学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方面，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影响下，网络文学创作缺乏经典意识。随意复制、拼凑的情况愈演愈烈，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动辄四五部、三四百万字，文本结构单一、内容格调低下、语言粗糙直白的现象屡见不鲜，优秀作品更难得一见。另一方面，在文学生活实利化的生存氛围下，一些网络文学的作者要么专心于表现纯粹的个人私欲，要么致力于表达虚拟的玄幻世界，要么醉心于虚构架空的历史传奇。在点击率的步步攀升中，宽广深厚的现实生活，丰富独特的民族精神，至诚至善的人伦情感等内容却稀疏甚至缺失，许多网络文学最终沦为缺乏审美品格和精神内涵的文字垃圾。这种情况下，广大读者需要文学批评“别裁伪体”，而广大网络文学作者也需要借助文学批评进行反观和促进。

然而，目前网络文学批评基本是缺失的。一方面，伴随网络文学创作产生的网络文学批评却没有形成真正的批评理论，随意性、在线性、娱乐性和炒作性等等使网络文学批评无力为网络文学创作提供理论上的有力支持。网络文学创作一直是在批评滞后和话语失范的状态下发展的。另一方面，虽然传统文学批评在理论方法和话语方式上是完全成熟的，但是传统文学批评却是在传统文学创作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是针对传统文学创作的。尽管网络文学具有传统文学的基本特性，但又是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因而，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完全适合于网络文学创作。正是由于网络文学批评的不成熟性和传统文学批评的不适用性，使网络文学创作处于前后失据的状态中，并进而形成了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

那么，如何强化对网络文学的批评呢？其一，促成传统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批评的融合，形成适合于网络文学创作的批评理论。要打破传统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批评之间的壁垒，鼓励从事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家、批评家从事网络文学批评，把网络文学作品纳入自己的批评对象，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更新已有的传统批评理论，形成全新的可以适用于网络文学创作的通用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其二，更新传统文学批评话语，建构多样化的文学批评方法。传统文学批评话语是对传统文学创作的总结，有其相对的稳定性，而网络文学一经产生就显示出了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点。在对网络文学的批评中，就不能固守已有的陈旧话语，而是要针对网络文学的独特性，建构起更具适应性的网络文学批评话语。其三，加强网络文学批评的理性色彩，也注重网络文学本身的特质。在“灌水式”和“板砖式”的娱乐化批评之外，网络文学批评的文本既要深入浅出，让读者接受，又不失理性和深度，从而形成对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影响，构建作品、阅读与批评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

（《网络文学呼唤文学批评》 郭国昌）

陶渊明自耕自食的田园生活虽然远离了尘世恶浊，却也要承担肢体的病衰、人生的艰辛。田园破败了，他日趋穷困，唯一珍贵的财富就是理想的权利。于是，他写下了《桃花源记》。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终点在彼岸，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点，因此也可以不把它当做终点。

《桃花源记》用娓娓动听的讲述，从时间和空间两度上把理想蓝图与现实生活清晰地隔离开来。这种隔离，初一看是艺术手法，实际上是哲理设计。

就时间论，桃花源中人的祖先为“避秦时乱”而躲进这里，其实也就躲开了世俗年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在这里停止了，历史在这里消失了，这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可笑的落伍和背时，但刚想笑，表情就会凝冻。人们反躬自问：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那么怡然自得，外面的改朝换代、纷扰岁月，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于是，应该受到嘲笑的不再是桃花源中人，而是时间和历史的外部形式。这种嘲笑，对人们习惯于依附着历史寻找意义的惰性，颠覆得惊心动魄。

就空间论，桃花源更是与人们所熟悉的茫茫尘世切割得非常彻底。这种切割，并没有借用危崖险谷、铁闸石门，而是通过另外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美丑切割。这是一个因美丽而独立的空间，在进入之前就已经是岸边数百步的桃花林，没有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位渔人是惊异于这段美景才渐次深入的。这就是说，即便在门口，它已经与世俗空间在美丑对比上“势不两立”。第二种方式是和乱世切割。这是一个凭着祥和安适而独立的空间，独立于乱世争逐之外。和平的景象极其平常又极其诱人：良田、美地、桑竹、阡陌、鸡犬相闻、黄发垂髫……这正是历尽离乱的人们心中的天堂。但一切离乱又总与功业有关，而所谓功业，大多是对玉阶、华盖、金杖、龙椅的争夺。人们即便是把这些耀眼的东西全都加在一起，又怎能及得上桃花源中的那些平常景象？因此，平常，反而有了超常的力度，成了人们最奢侈的盼望。很多人说，我们也过着很平常的生活呀。其实，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总是与试图摆脱平常状态的功利竞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都不是桃花源中人。桃花源之所以成为桃花源，就是在集体心理上不存在对外界的向往和窥探。外界，被这里的人们切除了。没有了外界，也就阻断了天下功利体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独立和精神独立，才是真正的空间独立。第三种方式可以说得拗口一点，叫“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独自美好，容不得异质介入。那位渔人的偶尔进入引动传播，而传播又必然导致异质介入。因此，陶渊明选择了一个更具有哲学深度的结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于被重新寻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虽不知外界，却严防外界，在渔人离开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背叛了这个叮嘱，出来时一路留下标记，并且终于让执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结果是，太守派人跟着他循着标记寻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隐士闻讯后也来找，同样失败。陶渊明借此划出一条界限，桃花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天地，那些以名声、学识、姿态相标榜的“高人”，也不能触及它。这个“不可逆切割”，使桃花源表现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冷然。陶渊明告诉一切过于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理想的蓝图是不可以随脚出入的。在信仰层面上，它永远在；在实用层面上，它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