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D．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中国电影史上，《流浪地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作品，它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作深刻思考，通过表现生命与死亡、希望与绝望来反映科技与使命、道德与伦理。很多观众看完《流浪地球》最直观的感受是：太空何其广袤，人类如此渺小。恰恰是生命的速朽与有限，为人类追求不朽提供了永恒的意义。唯其如此，科技从物质层面、哲学从精神层面为人类预期了更加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未来。

文学艺术离不开生长的土壤，科幻电影也不例外。《流浪地球》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诞生在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大背景下的这部电影，还“恰巧”产生于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发射升空，到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再到2011年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发射成功，2017年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进入太空，中国不断向宇宙深处探索。 2019年年初，“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被世界称为“了不起的科技壮举”。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为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沃土。科技与科幻相结合，《流浪地球》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航天领域，也将无边的想象力放飞于广袤无垠的宇宙中。《纽约时报》就发现了《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联系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和科幻片领域都是后来者，但现在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

《流浪地球》的核心特质是将极致的想象力与厚重的现实相结合，对人类发展和未来命运始终饱含着深沉的关切。影片虽然最终拯救地球的仍然是科技和理性，但理性背后推动主人公行动的是强烈的情感和意志。父辈的牺牲，家园的情愫，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与全人类甚至整个宇宙严密契合，成就了真正诞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科幻”。很多国外影评人都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理念，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叙事套路的突破，它将中国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融入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与探讨，拓展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视野。

《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刘慈欣曾说，如果生在别的时代，自己可能不会成为科幻作家，翻天覆地的变化让现在的中国充满未来感，也促进了科幻小说的繁荣。显然，这是充满现实感的未来感，它从现实中来——源自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现实，源自中国科技实力、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源自中国国力日益增强的现实。沐浴着时代的春风，中国科幻正在走近世界科幻舞台的中央，不断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美好。

（取材于钟声、李舫等人的文章）

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韩秉方

儒家学说主阳刚，强调入世干政；道家学说主阴柔，强调出世无为，以柔克刚。这两者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似乎是对立的，其实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而且，据记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西行入周向道家祖师老子请教问礼。两家还都共同尊奉众经之源《易经》为经典。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潜”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虽多尊奉儒家为“正统”，但在经过大动乱和改朝换代、新王朝奠立以后，其开国之君大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办法，遵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治国理政之教导。如经过战争动乱后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在相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一直遵循“黄老之道”，行“南面之术”，与民休息，很快就达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目的，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此后，在隋末战乱后建立起来的唐朝，又遵法李氏祖先老子之道，有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创了盛唐伟业。

儒学、道学不仅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历代的士人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之源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大都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士子们若能“学而优则仕”谋得一官半职，则入仕干政，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为天下人谋福祉。一旦仕途失意，或进身无门，则往往到道家那里找安慰，回归自然，即走上所谓的“独善其身”之路。前者典型是痴心于“致君尧舜上”的”诗圣”杜甫，而后者当属“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诗仙”李白。回顾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沧桑历史，到处都可寻觅到这两种类型的影子。

而且，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种，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节选自《读书)，有删改)

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它主要通过民族本身的特性、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流传至今，融合了人们的各种认同，从而阻止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加深对不同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民族优越感是影响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标榜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民族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主观盲目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都是正确的，并觉得自己民族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客观存在。民族优越主义者固守自身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一方有意忽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与习俗，那么双方的交际沟通就会出现障碍。

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思维定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容易对其他文化产生否定反应。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承认和接纳人类的多样性，给予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彻底去除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价值因素。价值观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由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文化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其社会关系更强调人性化和共存化的相互帮助与协调关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个人目标和个人利益等显然不同。但交际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都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习俗和语言行为的差异，也包括个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场合中，宜遵循文化交际原则，努力寻求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

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是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西方社交礼仪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交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了解对方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相关知识，并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生活与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等与等级观念、时间概念、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等，以获得对方的满意和认可。

（选自《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