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查处违法广告1.5万余件，罚没款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9%和292.7%。披着各种“马甲”的虚假违法广告屡屡得逞，假医生、假专家等大行其道，不仅极大损害了人们权益，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氛围。

2017年11月，54岁的郝如翔下班路上接到一份传单，上面邀请有老年人常见病的、头疼、腰疼等患者免费听健康讲座。身为山西朔州工商局副局长，郝如翔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骗局。随后郝如翔连续2天卧底讲座，取得了扎实证据，一举端掉了这个以推销保健品为名骗取老年人钱财的团伙。

沈阳的郑大娘2年花了10多万元买保健品，病没治好反而还加重了；青岛一名老人花光毕生积蓄购买保健品后，发现被骗跳海自尽；2016年大学生魏则西的离世将网络虚假医疗广告推上风口浪尖……

一些医药、保健品、医疗、投资、收藏等广告，往往打着讲座、访谈的幌子，误导消费者，欺骗性更强。

近年来，各级工商部门对虚假广告的查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应当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虚假违法广告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呈现出不降反增态势，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摘编自陈晨《捍卫市场诚信涵养社会信任》，《光明日报》2018年7月10日)

材料二:

全国信用归集监控数据

双公示数据监控(单位:万条)

（注）黑名单为失信行为信息，红名单为守信行为信息。

(摘编自全国信息共享平台《红黑名单数据统计》)

材料三:

事实上，将大数据用于信用体系建设，一张多维度、全方位的信用网络正在全国编织。从加快建设律师、导游、房地产中介等14类重点职业人员信用记录，到央行要求建立覆益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和互联网信用体系，从“老赖”信息全网公开,到建立诚信典型行政审批的“绿色通道.....多措并举,奖惩分明，让信用建设，诚信监控形成体系，让“诚信者走遍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成为惯例。一张“诚信画像”，画出了道德修为的高低，也将决定授信额度的多寡。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向守信企业发放贷款63.2万笔。信用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将无形的诚信变作有形的激励,诚信必将蔚然成风。

 (摘编自石羚《为诚信建设插上数字化翅膀》,《人民日报》2018年5月8日)

材料四: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在中国，品行端正的人在逐渐增多。

在商店进行支付、缴纳公共费用、支付出租车费，伴随快速无现金化而来的所有支付情况，都可以从绑定银行卡的实名登记智能手机中采集到。每个用户会因采集到的相关信息被给予不同的信用评级。

评级的标准不仅依据用户有没有按要求付费等基本信息，还要看用户在打车时是否突然取消订单，或在骑共享单车时有没有把车正确停在白线框里。通常来说，骑行共享单车30分钟只需花费1元人民币。如果用户被确认存在偷盗或破坏车筐的行为，其信用等级将立即被降低，下次再骑行共享单车时，其费用会直接调涨至100元人民币。

而且，如果用户信用等级大幅下降，其今后在乘坐高铁或飞机时都会受到严格限制。相反，如果信用等级上升，就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待遇。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2018年3月30日）

材料一　

现代中国乡村旅游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最初兴起的所谓“农家乐”，到现如今相对高端的“民宿”，乡村旅游产业向着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市场发展。

据统计，过去五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2016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已达24亿人次，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4.4%；营业总收入达4 8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2.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

——(新华网数据新闻)

材料二　

如今，很多乡村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俨然成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乡村旅游既是农民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已成为有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途经，进而逐渐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力量。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显示，2015年，乡村旅游带来的农民人均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39.4%，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达264万人，占全国脱贫总人数的18.3%。

此外，乡村旅游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效益，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近90%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为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但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产业延伸不足、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乡村旅游也有待于在创新中开拓新思路，发掘新价值。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乡村旅游众创”也在近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创业项目，民宿客栈、艺术村落、精致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形式层出不穷。

(摘编自《发展乡村旅游　让贫困户吃上“旅游饭”》)

材料三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年)》指出，2017年集中采取一批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具体来看，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行动方案强调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厕所及污水处理、停车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在优化乡村旅游扶持政策和长效机制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促进1 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旅游电商、现代物流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本地从业人员参加乡村旅游食宿服务、管理运营等技能培训，重点培养1 000名以上乡村旅游带头人；在推动乡村旅游区域差异化发展方面，将鼓励和引导中小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等。

(光明网·旅游频道)

材料一：

一些大学生之所以选择盗版教材，不仅仅是因为盗版书价格低廉。在很多大学课堂上，教师授课并不完全依赖于某本教材，而是以自编的讲义、课件为主，通过打印、电子邮件等形式将这些课程材料分发给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材只是相对重要的参考书，只是期末考试前值得信赖的复习材料。特别是一些高校教材编写水平不高，不具备存藏价值。有的作者、出版社将教材视为敛财的工具，明明有经典教材珠玉在前，却非要另起炉灶挖土烧砖，重新编写、出版一套教材推荐给学生。据统计，有的高校基础课，全国有近500家出版社出版了逾千种教材，这其中难免有粗制滥造的情况。那些虽是正版但编写水平不高的教材，被大学生视为“用过即抛”的消费品，而不愿意为其付出太多的费用。

目前，纸质图书价格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大幅降低高校教材定价似乎并不现实。在慕课、网络公开课日渐流行的当下，不妨多为大学生编写、制作更多价格低廉的数字化教材。美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材《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就有其官方网站，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阅读这部教材。国内一些高校和出版机构已经开始进行编写数字化教材的尝试。

(摘编自《光明日报》《高校教材盗版缘何愈演愈烈》)

材料二：

看起来，我们似乎应为当代大学生懂得省钱叫好才是，其实不然。诚然，确实存在“正版教材太贵”“教材使用率低”等问题，但绝不能成为大学生大肆违法复印他人教材和考试用书的理由。复印教材和考试用书虽让囊中羞涩的大学生节省了开支，但教材和考试用书编撰者及出版商的利益则被无端盘剥，知识产权还有多少价值可言？

原作者享有其作品的复制权和获得报酬权，大学生对此不可能不懂，那他们何以对复印侵权行为表现出集体无意识？其实是因为著作权法有一条规定，将“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列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情形。有此尚方宝剑在手，复印便成了大学生使用教材和考试用书的主要方式。

然而，像如今这般完全依赖复印、整本复印，甚至于“上届学生复印了，下届学生接着复印”的情况，显然不属于著作权法允许的“少量复制”范畴。尽管大学生们并未从盗版中牟利，但会对版权作品的市场造成一定冲击。何况，不少复印店已将复印盗版他人教材、考试用书当成生意，在线上线下主动招揽这种业务，这恐怕就构成了事实上的侵权，理当打击。

(摘编自法制网《正版贵不是追捧盗版的理由》)

材料三：

高校教材反盗版，关键要对症下药，打好“组合拳”。首先，不妨进行旧教材循环利用，比如，武汉纺织大学设立“旧教材流转中心”，从学生中募集来旧教材，供下一届学生使用，就值得借鉴。其次，遏止高校教材背后或隐或现的灰色利益链，建立健全高校教材公开透明收费制度、教材管理制度，让大学生知道自己所交的教材费花在什么地方。别让高校教材费成“糊涂账”，被一些逐利的人“钻空子”，为腐败滋生提供土壤。再次，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了解知识产权法和著作法，在这方面千万别“拖后腿”。最后，相关部门加大执法执纪力度。比如，对高校附近文印店小规模售卖盗版复印教材问题，依法进行民事追责和行政查处，情节严重，依法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

(摘编自桂声网评《高校教材反盗版关键要对症下药》)

1993年春节前夕，像往年一样，王选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

“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学生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了。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现在犹如看见一个海边的黄昏，往事潮水般在夕照中涌来……从投身这项科研至今，18年了，他奉献了所有的节假日，“18年来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他为自己能始终能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他作出了一生中自己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让年轻人自己的思想里开出鲜花来，才会硕果累累。

就在这一年，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比如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36岁，此后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重大突破。今天，已是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27岁，研究出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进而开发出纯软件的栅格图像处理器，为方正系统进入香港、台湾，乃至日本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1995年6月，一个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了“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不久，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不舒服。

王选收下了他。今天，他是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负责数字视频的科研开发，这是一个犹如革新传统的印刷业那样，将对传统广电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大领域。

这些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均得益于年轻人在第一线能随时随地积极地思想。我们看到，王选在感到不如年轻人的时候作出的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智慧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