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

茶道不同于一般的饮茶。在中国饮茶分为两类：一类是“混饮”，即根据个人的口味嗜好，在茶中加入桔皮、桂圆、红枣等来喝；另一类是“清饮”，不加入任何有损茶的本味真香的配料，单用开水泡喝。“清饮”可分四个层次：将茶当成饮料大碗解渴，称为“喝茶”；注重色香味，讲究茶具水质，细细品味，称为“品茶”；讲究环境气氛、冲泡技巧及人际关系，则称为“茶艺”；通过品茗来养性怡情、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澡雪，则是中国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

茶道不但讲究表现形式，而且注重精神内涵。茶道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呢？“武夷山茶痴”林治先生认为“和、静、怡、真”可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和”是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不二法门；“怡”是中国茶道修习实践中的心灵感受；“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茶道追求“和”，源于《周易》中的“保合大和”，意指万物皆要阴阳协调，保全大和之元气以利万物。陆羽在《茶经》中详细描述他设计的风炉：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可见五行调和是茶道的哲学基础。

“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老子和庄子所启示的“虚静观复法”是人们明心见性，洞察自然，反观自我，体悟道德的无上妙法。道家的“虚静观复法”在中国的茶道中演化为“茶须静品”的理论和实践。

“怡”有和悦愉快之意。中国茶道雅俗共赏，不拘一格。一方面，突出体现了道家“自恣以适己”的随意性，同时，不同地位、信仰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有不同的追求。王公贵族讲茶道，意在炫耀权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意在托物寄怀，交朋结友；佛家讲茶道，意在参禅悟道，见性成佛；道家讲茶道，意在品茗养生，羽化成仙；普通百姓讲茶道，意在去腥腻，涤烦渴，享受人生。中国茶道的这种怡悦性，使得它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怡悦性也正是中国茶道区别于强调“清寂”的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情要真闲。中国茶道追求的“真”有三重含义：一在追求道之真，即通过茶事活动追求对“道”的真切体悟，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之目的；二在追求情之真，即通过品茗述怀，使茶友之间的真情得以交互，达到茶人之间互见真心的境界；三在追求性之真，即在品茗过程中，真正放松自己，在无我的境界中去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

现代社会在文化发展形态上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俗文化的强势崛起。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文化主要由精英阶层把控，由精英创造，在精英中传播，那么在现代社会，市民阶层的生成和民众素质的普遍提升，使得以普通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通俗文化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通俗文化的勃兴和飞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克服了自身的问题，进入了健康良性的发展状态。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自其诞生伊始，通俗文化始终是一种驳杂的存在。这种驳杂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很多通俗文化往往既包含了普通大众向真向善的道德诉求，同时又掺杂着一些低俗化的审美取向。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俗文化的发展被纳入商业化框架，受到市场无形之手的操纵，低俗化更成为一个日益严重、不可回避的问题。

那么，通俗文化如何抵御低俗诱惑，既保证固有的明白晓畅、浅直易懂的大众性，又能在审美趣味、精神格调上不走偏、不下滑呢？在我看来，任何单一的方法和措施可能都难以收到实效，必须“内外兼修”。

一方面，打通雅俗文化壁垒，通过良性互动，提高通俗文化的格调和品位，形成对低俗化的自我免疫力。打通雅俗壁垒，使通俗文化在保持其“通俗性”的同时，充分吸纳高雅文化的积极元素，进行丰富和提升。要鼓励专业的文化创作生产者，包括一些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转变观念，积极融入到各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中去，为通俗文化发展注入新鲜元素。要加大高雅文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转化力度，实现通俗文化表现形式、表现方式与高雅文化产品的对接和融合。这种对接和融合，既可以改变部分高雅文化产品曲高和寡、鲜有问津的尴尬局面，也将在客观上实现通俗文化本身的提升。

另一方面，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规范和完善文化市场，杜绝恶性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的规范程度和成熟程度，直接影响着一切商业行为的各个环节，当然也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通俗文化易于剑走偏锋、步入低俗，与我国文化市场本身的不成熟状态关系密切。以电视娱乐节目生产为例，据统计，目前国内共有电视频道2 600多个，竞争异常激烈。要杜绝恶性竞争，就需要运用市场规律，加大通俗文化市场资源整合力度，使通俗文化产品生产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凝练方向、形成特色、规避趋同，形成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疏朗有致的文化市场环境。

第三，建立科学合理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点击率、收视率、票房收入独大的唯数字论、唯市场论，已经显现其负面效应。建立更加全面公正、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无疑是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这种评价体系和通俗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实现联动，让评价结果影响乃至主导市场的资源配置。只有这样，“通俗”文化才能抵御住“低俗”的诱惑，保持住自己的精神格调和审美情趣。

(选自《通俗文化“内外兼修”抵御低俗诱惑》，有删节)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