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 “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原来是“辤”字，后来写作“辭（辞）”。所以，“诗词” 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其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例如楚地流行的歌辞——楚辞就是如此。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 字。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用作“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这一切“词” 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等。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晚唐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类似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某某词”的。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词作为诗的延伸和附属于诗的一种边缘文体。诗余这个名词，就明确地说明了当时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试图把词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不久后，当时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清真词》。从此以后，“词”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被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