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年春节，有个国产电影非常火，这是一部科幻片，讲的是太阳系面临毁灭，人类为了生存，要带着地球去流浪，花2500年时间在宇宙中重新找一个星系定居，可是在途经木星的时候，却遭遇了生死险情，最后通过全人类的齐心协力和英雄的自我牺牲，成功闯关，继续漫漫征程。这部电影就是《流浪地球》。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的科幻热，还带动了科学热。在中国科技馆，《流浪地球》已经被收藏为首部科幻影片，现在，每周在这里，都会举行解密《流浪地球》里面科学知识的大讲堂。

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表示：“我们要把电影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科学知识，给公众和孩子讲清楚，比如说AI技术，比如说我们的无人机，比如说汽车无人驾驶。”

同时，在业内看来，《流浪地球》的火爆，对下一步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摘编自央视网《<流浪地球>火爆， <焦点访谈>告诉你它赢在哪》，2019.2.26）

材料二：

《科技日报》北京9月6日电（记者操秀英）：国新办6日就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和2018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安排举行发布会。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部长白希在会上表示，最新的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正接近2020年底达到10%的目标。

据介绍，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是决定国家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至少10%的公民具备科学素养是该国家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节点。发布于2015年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了6.20%。白希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但数据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科学素质发展中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一步将进一步缩小差距，力争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科技日报》：《调查显示：不到9%的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2018、9、7）

材料三：

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未映先热，在贺岁档票房预售中排名第一。观众对影片的期待，可能主要来自题材——一个荒诞离奇的科幻故事。近年来，国产科幻题材的电影其实并不多见，影片预售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说明已经有了一定的观众基础和科普土壤。

随着社会进步，科普的方式在不断更新。从传统的阅读科普读物，到科技兴趣社区的出现，再到现在蓬勃发展的短视频科普，知识传播方式不断革新，同时也让科学知识可以触达更多的人。人才的支撑同样重要，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参与科普，加之政府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这些变化正源源不断地为科普事业注入新的生机，让其活力奔涌。

近日，以“中科院之声”抖音引领的“科抖”爆红，这些以传播知识、普及科学为主的小视频，累计发布超过300万，累计播放量已超过3388亿次；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的一位医生弹唱“心电图之歌”，将急救知识唱给更多人，视频上传后，短时间内点击量超过26万次；北京林业大学的师生，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植物知识，努力让公众读懂每一抹绿色……正是这些科普力量，架起了一座座连接公众与知识的桥梁，催生了科普的春天。

公众科学热情的点燃，离不开科普人士的耕耘和付出。中国“天眼”正式建成启用，引来无数网友赞叹；嫦娥四号降落月球背面，一张看似普通的月面照片刷爆了朋友圈。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会引来无数围观。潺潺小溪，终成大河。这些科普的努力，不仅能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激发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勇气和信心，还能激励更多专业人士深耕科普。

（摘编自《人民日报》：《走出实验室，科普圈新粉》，2019. 1. 31）

“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中国、怎样建设中国”这一问题的具体回应。它具有三个维度，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蕴藏着新时代应该塑造与弘扬的伦理与道德，不仅具有审美意义，而且还是先进文化的表征。

“美丽中国”的价值维度。“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设定体现了人们对“美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改革开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释放，却也使资源与环境、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之间的隐性矛盾逐渐显现。建立在单纯追求物质丰富基础上的幸福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幸福是物质生产丰富与精神生活愉悦的统一，“美丽中国”建设就是将“物质美”与“精神美”统一起来，从而将美的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以物质与精神共同美的视角去审视中国整体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让中国变得物质富饶、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善，既强调变美的过程，又突出美的结果，成就幸福的理想状态。可以说，生态整体繁荣是“美丽中国”的基点，人的全面发展是“美丽中国”的最高价值目标。

“美丽中国”的关系维度。“美丽中国”的内涵包括了两部分内容，一是美的对象，即让谁变美丽的问题；二是美的内容，即究竟怎样美丽的问题。美丽的对象是中国，这是广义的具有指向意义的地域代名词，其包含了中国地域范围内的人、社会与自然三部分。所以说广义上的“美丽中国”就是美丽的人、美丽的社会与美丽的自然之统称。美丽的内容是从审美视域下审视中国的人、自然与社会，实现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双繁荣。“美丽中国”包含了特殊的主客体活动及人们需求的改变。审美意义上的社会是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真诚相待，是公正、公平与正义的结合。客体的人、自然、社会在“美丽中国”视域下成为审美意义的客体，它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与物质积累过程中从自发到自觉的必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内容与价值目标。

“美丽中国”的文化维度。生态文化是“美丽中国”的文化形态，它包含了多层次的内容，涉及伦理、价值观、科技、教育、艺术、美学等范畴，其特征是生态学和谐共生的物质关系在文化上的体现。人与自然和谐与协同共进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为文化上的意识形式就是人与自然协同共进的价值观、人与自然友谊关系的伦理。其实，无论哪个领域都需要以和谐与协同的价值理念为导向，而这正是生态文化的主体内容。“美丽中国”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建，是置于一定器物形式上的意识提升，其实质是文化的进步和对文明的超越。

(摘编自卢艳芹《“美丽中国”的三个维度》，《光明日报》2018年01月24日11版)

①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

②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恩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③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戚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④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这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⑤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⑥“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

龙其林

日前，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因病不幸逝世，引发社会各界集体缅怀。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引发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强烈关注与重新评价，拥护者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超越了时代、民族、地区、性别的限制，成为中国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批判者则认为他的小说缺乏现代感，是农耕文明时代审美趣味的体现。

金庸武侠小说受众广泛、影响力深远，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对于这位早已被写入文学史的当代作家，质疑与批评的声音始终不曾消失。在批评者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乃典型的通俗文学，是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产物。这种现念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经不起推敲。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经典名著除《红楼梦》外，其他几部小说都是当时的通俗小说，但这并不构成对于一些通俗小说经典性的否定。以是否属于通俗小说来评判金庸武侠小说，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批评金庸的小说具有农耕文明时代的审美趣味，因而认为其作品的精神价值、故事缺乏现代性则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作家基于自身审美趣味，思想立场创作出具有特色的文学作品本是应有的创作自由。倘若依据作家审美趣味趋于传统，崇尚农耕文明，以判断作家思想守旧、观念落后、对于现代文明隔膜，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揣测。且不说作家有选择自己独特创作题材与审美偏好的自由，即便是表现传统农耕文明趣味的作品，也丝毫不影响其作品的优秀。若简单地以作品是否具有农耕文明趣味作为臧否标准，则沈从文、汪曾祺、陈忠实、刘亮程、张联等作家都将被剔除出优秀作家之列。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于同时代人往往评价谨慎。盖棺定论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学研究界在评价在世的、同时代的作家时不免较为保守，甚至极为苛刻。金庸武侠小说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检验，“金学”也日趋兴盛，但这并不妨碍同代学者的批评与苛求。而更值得反思的，或许还在于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味追求。他们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传统文化，在文学现代性的憧憬中排斥古典文学，于是具有章回体小说结构、传统趣味、驳杂文化的金庸武侠小说长期摒弃在经典作家之外。

金庸的去世，让中国社会认识到其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也使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意识到以往对于通俗文学简单评价的缺陷，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全球华人地区甚至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金庸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他通过武侠小说为读者们奉献了一批富于文化内涵、充满奇异想象和民族大义的优秀作品，赋予了中国当代文学以新的语言魅力和文化自信。

(于2018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文学城市”争议中被忽视的多数

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