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名大家”

①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②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诬,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③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因为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④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

(有删改)

传统的中国画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技能；是一种人文关怀，而不是视觉盛宴。实现人文关怀的首要方式，是作者亲身投入经邦治国的大业，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完善道德修养、塑造完善人格。绘画也是实现人文关怀的方式，但又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针对广大观者的“教化人伦”，表现为一种有助于社会和谐的群体意识，可以叫“载道”。另一个途径是个人的“怡悦情性”，表现为人与自然或人与自我和谐，人在超越现实局限中获得的精神自由，可以叫“畅神”。

“畅神”虽属个体的审美超越，但具有人文关怀的传统中国画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把“天人合一”纳入伦理范畴，在提升人品情操的前提下，以有道德修养的人品砥砺画品，用拟人化的手法，托物言志，赋予自然对象以高格调的精神境界，在实现个体“畅神”的同时，以高尚的道德观念影响观者，使“畅神”与“载道”统一起来，实现寓教于乐。

传统中国画的“天人合一”，还表现为绘画过程中天工与人巧的结合。传统中国画使用的宣纸、水墨和毛笔，都非常敏感，这些工具可以极尽精微地表现宇宙万象和内心波澜，达到自然而极尽良工苦心，人巧而仿佛天然。

传统中国画在不断演进中保持传统基因并吸取异质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完整的写意美学体系，这一体系筑基于中国的哲学，得益于中国汉字反映的思维方式，基本特点是不以模拟再现客观世界为根本追求，而是以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的精神境界，表现高尚人格来实现个体的精神超越和群体精神的有序和谐为终极关怀。其独具特色的笔墨语言，是不脱离客观又拉开与客观距离的，是以宇宙中对立因素的统一为着眼点的，是立足视觉又超越视觉的，是讲求绘画性又更重视文化性的。

实际上，仅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去创作艺术，并不能解决感知者的精神归宿问题。重精神完善、富有写意精神的传统中国画，作为当今世界艺术的一个重要品种，在物欲高涨、精神失衡的后工业社会，对于实现艺术对人类的人文关怀，具有大可以发扬的超前价值。在这一方面两岸四地的画家，只要摆脱20世纪以来全盘西化论的遮蔽，重视文脉传承，善于以视觉形式发扬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无论是传统出新型的，融合中西型的，还是实验水墨型的，都可以大有作为，都可以做出惠及人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