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与信仰表达的文化母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乡土文化强调一种公共性和人伦性；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乡土文化则强调人与外界的和睦相处。因此，乡土文化是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它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从这个镜像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身影，并引发关于自身来自何方的遥远的回忆。正是在这种有着某种天人合一旨趣的文化生态之中，乡村表现出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梁漱溟先生也曾强调，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中国要复兴的前提是农民的精神要重建。所以说，乡村文化不仅是现代化乡村建设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在享受着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陷入钢筋水泥和机械电子的重重包围之中，常常感到莫名的空虚和烦恼。于是，长期被拒斥为边缘的、非主流的生活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乡村，逐渐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浮躁的氛围之中的人们排解矛盾和焦虑的“心灵家园”。不管是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可以在此乡村宁诺的环境和古朴的文化中，获得抚慰疲惫心灵的机会。在现代消费文化体系中，乡村文化资源成了传统、原生态、原汁原味等意境的代名词。现代社会在提供乡村文体产品的价值转化机制的同时，也赋予了乡村文化资源新的价值评判体系。乡土文化“既可以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现出符号性的一面”，并由此而获得多重的价值形式。此外，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观的盲目推崇，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人们文化的贫困、道德素质的下降、精神生活的缺乏，等等，这使得这些国家开始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开始寻找“失去的根”，试图重新挖掘传统文化之精髓，重建文化本土之内涵。在发展中面临人性的迷失即理性的缺失，同样已成为乡村丈化重建的核心问题。于是，一些有识人士开始用行动重建乡村的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旨在再造理想乡土家园的各种新的“乡村实验”已不声不响地在进行，并开始显示出其重要的示范性与影响力。

不仅如此，历史也表明，两种异质文化交流时，往往容易出现“涵化”，即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是在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传递和整合。而作为一个动态存在的文化实体，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遇，必须经历一个混杂冲突、此消彼长、相互渗透、相互学习、相互转化的状态，从长远看，乡土文化会随着它所依存的环境，包括自然与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在内驱力的作用下发生缓慢的变化，必然经历嬗变，最后重构融合了现代文化的新乡土文化。

（选编自胡映兰的《论乡土文化的变迁》）

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出于科学知识普及、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王晋康、刘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笔下，中国科幻小说的时空维度才真正较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从早期的《亚当回归》开始，到后来的《水星播种》《逃出母宇宙》等，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动辄万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会，或用星际冬眠的方式抵达遥远未来。其小说通过这样的时空穿梭，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太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对于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要把科学之美在文学中表达出来，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美；刘慈欣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科学之美是一种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的“人类世”之美，冰冷、肃穆而崇高。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首先是“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但是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够支撑起人的全部价值理念，只有有效地将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有些作品表现出科学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

其次是“宏大的叙事”。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由于价值观念的问题，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

（摘编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

道德情感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