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传统中故事的消失

①何为“故事”？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这样认为：“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在当今这个充斥着小道消息的时代，我们似乎最不缺少的是“故事”。一桩事情发生了，其“故事性”的强弱与否，取决于它所产生的“未曾料到”对我们的生活经验到底产生了多大的颠覆。我们都认为这是“故事”，而根据本雅明的理论，这恰恰不是故事。

②故事的要义不在于讲述“未曾料到”的事情对我们生活经验的颠覆，而在于传达了“口口相传的经验”。( )故事讲述的关键，在于把握到人们生活中经验的共通状态，并将这种共通经验由幽深处呈现出来。真正的故事乃是人们生活经验的公器。

③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化中故事讲述的真正开端，也是故事讲述的高峰时刻。《荷马史诗》中的主角是英雄人物，然而，“神”的在场使所有的“英雄”顿然呈现出其凡人的特征，阿迦门农虽贵为众王之王也难抑自己的贪欲，而奥德赛，这个古希腊最聪明的人，也在归家的途中一次次迷失。在以“神”为背景的叙述中，“英雄”呈现出了凡人人生的整体内涵，有生必有死，是高贵也是卑贱的，是自信也是失落的，完全相反的人生品格在一人身上聚首，勾勒出凡人人生的整体形象。

④《荷马史诗》之后，故事讲述的传统绵延不断，《圣经》文学、骑士文学、中世纪民间文学以至到文艺复兴文学传统的初中期，因为这些文学传统都给予了“神”的超验性以确然的存在位置，所以在“神”的朗照之下，人的整体性品格一直是明朗的，而由对人生整体性的共同领悟则构成了故事圆舞的核心。

⑤圆舞蹁跹，故事不断，直到16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故事讲述由此走向衰微。在中世纪骑士文学传统中。骑士的使命是维护圣教，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总是要在因他找寻而呈现出的“神迹”面前观证、赞唱自己一生的。在《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以骑士之名出发，找寻到的却与“神迹”无关，他策马引仆向前冲，却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堂吉诃德》首次出色的描绘了人生旅程因“神”的缺席而产生的失栖与碎片感。这种碎片化的人生体验，与人生的整体体验相对，包含着深刻的虚无主义，并由此产生了对人与人之间经验共通性的彻底否认。

⑥《堂吉诃德》之后，故事传统继续衰落，到19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而达到高潮。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标榜眼见为实，摈弃一切超验。在西欧，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成功造就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拿破仑之神”，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以及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其实都是“拿破仑之神”的信徒。然而，“拿破仑之神”引导他们走上了向现实和他人掠夺的骑士之旅，却没有提供一个使之回顾、唱赞自己一生的完整化契机。“拿破仑之神”在文学传统中的出现，是从《荷马史诗》以来，西方文学传统延续数千年的有“神”叙事的最后闪光，自此之后，进入尼采所预言的“上帝死了”的时代。“上帝死了”，现实之人失去了发现自我完整性的光照，经验消失，故事渐远。

⑦卡夫卡则向我们首次展现了故事写作的不可能。卡夫卡在西方文学史上是谜一样的人物，他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在众人讴歌“拿破仑之神”的合唱中，他对于自我与现实世界的虚无性却早早领悟，并将人生彻头彻尾的失败作为自己的宿命坦然接受。卡夫卡对人生虚无的强调，其实是对在资产阶级时代现实个体将再次获得“神”性朗照的坚决否认；在他看来，在绝对没有“神”性降临的时代，写作对人生整体经验的传达已不可能，能做的就是对个体碎片化与孤独本质的展示。

⑧在欧洲文学传统中，从卡夫卡开始，文学开始了无“神”写作。作品不再是展示人在“神”性光照面前的完整性人生体验，而是要揭示人在“上帝已死”时代的碎片化生存现状，这正构成了一战之后欧洲文学的主流传统。在今天，随着世俗价值的全球扩散，故事的消失早已不是欧洲文学独有的现象。然而，故事虽日渐消失，在日益支离的当代，人们对自身完整性的体验和统观却变得日益迫切，在没有故事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能否于此补阙？

①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记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②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③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治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演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④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⑤不过，即使是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建筑：“此地人”的文化生态场景

①城市建筑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文化生态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我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景观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处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建筑，怎样体现既往与当今、时代与地域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城市建筑文化生态演进的重要思考点。

②“现代性”促成了合理的城市化和建筑现代化，也导致了文化断根的城市化和城市、建筑的千篇一律。于是，面对历史空间，便有两种倾向：标榜逻辑合理的“新陈代谢”和诉诸历史价值的“怀古恋旧”，而前者占压倒性优势。观察中外城市与建筑演变进程中呈现的差异，可以对上述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一是以巴黎19世纪的“奥斯曼计划”为例，法国近代旧城改造虽然颇具争议地拆除了大半的中世纪建筑及街区，但是也留下了有着较高建造质量并仍适应当代发展的近代历史城市景观。今天的中国，大部分城镇包括重要历史城镇都经过了初级改造，却留下了很多问题和遗憾，低质建造比例大、地域风土特征保留少、景观相似度甚高等现代城市建筑通病随处可见。第二个差异是，当代西方城市强调的可持续发展以后工业时代为背景，已经面临“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问题，城市的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已从相对立走向相交融，而中国如何在社会和人文意义上，同时实现从农耕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有机更新”，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现代性和全球化影响下，传统城乡的改造有必要坚持反思现代性的历史主义观念和保持各地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地域主义立场。

③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说过的“使居者能有‘此地人’切身感受”的地域建筑特征。面对此种挑战，虽然当下很多城市采用“再现”古城、古建已逝风貌的重建对策，但是这种被动的历史“再现”很难成为城市演进的主导方向。

④城市空间并非是一元性的，即使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交融的背景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文化生态上有魅力、可持续的城市，不仅是“与古为新”拥有历史厚度的城市，还拥有质感的山水、建筑和人文环境，是有“此地人”感受的地方。这里不妨以“地平线”作为比附，虽然可视的地平线需要深远的地理尺度，但是在拥有史地维度和质感的城市，却可以深切感受到人文与自然交织的“心理地平线”。自人类建造城市以来，地平线就不断被城市景观的“天际线”所掩蔽，聚居程度越高，地平线消失越甚，可是“心理地平线”在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空间中始终存在。比如中国传统园林空间的古典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恰恰是封闭围合的“壶中天地”，完全看不到物理空间的地平线，通过对景、障景和借景，却让人有小中见大的意境。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地平线”。再如杭州西湖一侧是城市轮廓，另一侧是凤凰山等自然山林形成的天际线，无论从哪一侧看出去，都没有延绵的地理地平线，但是谁又能说杭州这种半城半山一水连的城市空间不似“天堂”呢？所以，在城市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投入精心的设计思考，重建人与历史、与自然的脉络关系，是造就魅力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当城市天际线趋近于“心理地平线”，城市才属于大地，人类才属于自然。

⑤不仅如此，对建筑文化生态的回归还要真正反顾到建筑的本体，挖掘建筑语言在地域文化建构中的潜力，而不仅仅是沉迷于建筑文化表层的“标新立异”。尽管我们不但会对那少许融入史地质感，并隐含时空纵深感的创意建筑由衷欣赏，也会对超现实主义建筑作品惊叹连连，但是就整体而言，当代“明星”建筑师的作品，有许多只是刻意把建筑雕塑化，追求张扬个性的奇特形式感，纯粹成为没有确定含义和评价标准的另类艺术消费。中国当代也一度将这类怪异建筑当作了国际化导向，其背后可以窥见国人在外来强势文化面前，产生的认同迷失：出于纠结于传统的抗拒和唯恐落伍国际的盲从。

⑥事实上，文化差异和多样性依然存在于人类社会演化的现实之中，并作用于建筑本身的演化进程。

⑦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无处不在的时代，维系一个地方的文化特性和身份认同是必要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首先就体现于此。中国未来的建筑既要吸纳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美学因素，自信地在全球化中博采众长；更应当重视地理气候、风俗民情等环境特征，自觉地维系地方的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以这样的姿态来推动中国未来建筑的本土化和地方化，应是建筑学对优化演进中的城市文化生态的一种专业奉献。

（选自2013年12月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