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文化批评的伦理力量

肖复兴

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呈众声喧哗的特征。这种变异，首先彰显的是大众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语言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样，历来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分配不是公正和公平的。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打破了传统的屏障，让任何人可以出入自由，可以成为批评家。

然而需要明示的是，众声的喧哗，嘈嘈切切错杂弹，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声音。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面对网络时代，我们大众文化的批评会如此乏力甚至虚脱呢？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面对崭新的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化批评未能建设起自身的伦理。所谓伦理，就是文化批评自身应该建起的道德与义务的准则。显然，在商业时代，消费主义携带着众多利益的诱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文化批评的迅速堕落，比自身一时乱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还要可怕。段子替代了小说，顺口溜替代了诗，知音体替代了报告文学，搞笑的小品替代了相声，堂会式的电视晚会替代了艺术……与此相对应的文化批评，自然便出现了红包批评、宾馆批评、旅游批评、整版报纸买断式批评、媒体娱乐版的八卦批评……种种利益化批评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为金钱与权势的附庸，就是成为娱乐的附庸。

重建文化批评的伦理，必须和毫不羞耻的为红包的区区小利就断送了批评的尊严和品质的行为决裂。这是重建批评伦理的底线。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加强批评家的自律之外，还需要建立批评家的整体与独立的体制与机制建设。

在这里，文化批评权威性的建立，尤关重要。一个文化多元化时代，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定海神针般的权威声音。这种权威性的建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钱的力量，而是表现在对当前大众文化现象具有理论性、真理性、预见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真知灼见。

以电视剧制作为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我国电视剧发达的了。在每年生产15000部电视剧这样惊人的数字面前，我们没有像样的批评，而是任其泛滥。对于这些，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批评的权威，看到的是在工业和商业模式的运作操控和畸形竞争下制作的霸权。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教授，早就说过文化工业可以产生快感，但“此类快感不是大众的快感，而是霸权式的快感”。就是说这是电视剧的生产商为了收视率的利益强加于大众的。只是面对这样的霸权，却未见批评的作为，更谈不上批评的权威和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有出息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批评，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是都需要自身伦理的约束和支撑的，而不是前者仅仅是晚会的邀请，后者沦为盛装的出席表演。

（摘自《解放日报》）

   材料二

二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有自由，也要有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在这样一个用户数量达32亿的全球网络空间里，良性的运行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是“宝库”还是“魔盒”，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治理水平和能力。一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文明进步将发挥更大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信息鸿沟，到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不完善，再到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全球公害，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和挑战表明，只有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立新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互联网才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建立新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多边、民主、透明是基本原则。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容无序运行。只有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全球互联网的共享共治才有前提。只有构建良好秩序，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同时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全球互联网才能良性运行，健康发展。

建立新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是重要的价值理念。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网络空间，不应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不应成为“扳倒”他国的工具，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因而，维护和平安全，应当也必须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要求。“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各国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才能实现互利共赢，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国际社会坚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加强对话合作，致力推进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定能实现全球互联网善治，让互联网释放出造福人类的强大正能量。

（取材于2015年12月18日《 人民日报 》）

舜文化

《尚书》云：“德自舜明。”《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虞舜）始。”舜帝是“德”的化身，简言之，舜文化就是舜帝身体力行所创造的道德文化，它是一种原生性的道德本体文化。因此，舜帝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鼻祖。

舜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融合已经完成，亦即炎、黄民族的融合已经完成，在部落联盟的体制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个体的人，也已经进入了由部落联盟——诸侯国组合起来的“古国”大社会。因此，在社会生产之中，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和双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准则，才能维护诸侯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和谐。作为诸侯国联盟首领的舜，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身体力行地创造、想方设法地推行了这些准则，并使整个社会都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成为人类由文明产生阶段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我们说孔子是儒文化的创始人，然而，孔子的功绩在于集文化之大成；儒家文化实际上只是孔子对舜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纵使是儒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仁”，也只是孔子在总结商周文化基础之上的画龙点睛。儒学三重道德——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宇宙道德的源头来自于舜帝的道德文化。楚简中的《唐虞之道》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由此可以证实，儒家三重道德的基本构架就是发轫于舜帝所创建的道德文化。

各民族的文化都以本民族的特有形式发展起来，形成本民族的传统。舜文化产生在炎、黄民族融合之后，所以，它代表的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利益，这也是舜文化得以继承和不断弘扬的原因。舜帝虽然居“三皇五帝”之末，但是，舜帝开创了“德治”文明的崭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舜帝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三块里程碑。农耕文化、政体文化、道德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又特别以舜文化为博大精深，它涵盖了社会、自然两大学科，其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舜文化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在他的《原道》一文中梳理儒家的传授关系时说，是“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孔孟传之于后人。

中华传统文化之根脉是舜文化。舜文化是儒家道德价值之根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舜文化这个道德文化的源头，就不可能使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没有舜文化的润泽，就不可能培养出国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舜文化的熏陶，就不可能造就出以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为己任的一批又一批国家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