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贯穿于宋人生活中的繁忙景象。但冬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的花样年华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永无聚首之日，于是宋人把四季的花样叠拼起来，让每一个好景致定格在一个瞬间里。这便是宋代流行的“一年景”。

“一年景”源于簪花。宋制：新进士赴闻喜宴时，要由皇帝赏赐鲜花簪戴。宋太宗在宴会上曾赐千叶牡丹给寇准簪戴，宋真宗也常常赐花给大臣簪戴，以示恩宠。皇家风尚，必风行民间，虽然品质层色渐次下流，不过，这正是民本主义所带来的从众的社会心理所致。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风俗记》里写道：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挑担走街串巷者亦然。《武林旧事》也有这样的记载：“妇人簪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宋代女子还把应季的鲜花夹在书册中间，使之渐渐缩水为干花瓣，留作冬天簪发髻插花之用，宋人称之为“花蜡”。不过，干花易碎，亦不够鲜美，于是女子们仿制鲜花，称作“像生花”。“像生花”暗喻了一种努力对自然生命状态的模仿，对生命形式的尊重与审美，对自我与对自然外在的细腻体贴与平视。

“像生花”可以做出一年四季的各色花朵，如果喜欢，就把一年四季的花朵都簪戴起来，“一年景”花冠便被热宠。然而，“像生花”也有贵贱之分。皇家花冠上的“像生花”大多用罗娟、金玉、玳瑁制成，《历代帝王图》所描绘的皇后服饰、仕女花冠恐怕是最昂贵的“一年景”了，最普通民女也恐怕只能自选力所能及的花料了。但宋人的花事，早已脱离了功利的羁绊，从皇家、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那份美丽已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精神点缀，是一种全民精神生活方式的呈现。“一年景”一直风靡至南宋末年。北宋靖康初年，京师妇女喜爱用四季景致为首饰衣裳纹样，从丝绸绢锦到首饰、鞋袜，“皆备四时”。京城人把这种从头到脚展示一年四季景物的穿戴，称为“一年景”。

“一年景”在出土文物和宋画里更加风雅多彩。福建南宋黄升墓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都出土了纹样精美的“一年景”丝织品。黄升墓墓主和德安周氏，都戴有高贵的头饰，梳高冠，插金钗银簪，罩金丝彩冠。依据宋人对“一年景”的热情追捧，彩冠上应该插满了四季的鲜花，不过除了金银财宝，鲜花已随墓主化为尘土了，想必正合墓主心愿，这便是鲜花的可爱处，不留恋，不永恒。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引用了张盐远《画评》说：王维画画，多不问四时，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应该说，王维早已将花中的“一年景”入画了，以此来宣泄他对自然的拥有，对生命的审美期待。

既然人生如四季流转，美好的生命就不能成为被时间拉长的影子，亦不能任由时间分割。每一天都有一生的丰满，每一瞬间都有四季的奢华。“一年景”便是宋人以审美之眼对自然的独特把握，是在刻骨铭心处生长出来的生命态度，是一曲人生的欢乐颂。

（摘编自李冬君的《宋人嘉年华》）

近年来，“官场小说”发展迅猛，影响也日渐扩大，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官场小说”并非是“文学题材”的一种“命名”，而主要是“文学销售”方面的一个“分类”，现在被称为“官场文学”的作品，大致是由“反腐”题材作品脱胎而来，以所谓“官场”为舞台、官员为主角，描写当干部体制的矛盾与领导层面的生存状态，既以编织生活化故事为主，又带有相当的纪实性成分，就反映生活、认知现实而言，这类作品也确有一定的作用与意义。

但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官场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乃至畅销不衰，却是切合了一种更实用或更功利的需要。因为几千年来“官本位”意识的深刻影响，也因为公务员成为求职中的热门，一些人把“官场小说”当成了求职的“指南”与工作的“宝典”。有的网站的读书频道就投其所好，将部分“官场小说”包装成“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本书”，其中有“入仕必读书”，有“晋升必读书”，有“守位必读书”，有“洁身必读书”等，这种对位分类与对应推荐，意在提供更好的“服务”，但这与文学无关。

公务员队伍的体制化，既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当然就是直面现实的文学创作应予表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含带了相当的独有特色的社情与国情，正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丰沛的素材与鲜活的内容。但目下的所谓“官场小说”领域，却是泥沙俱下，十分芜杂，一些比较流行的“官场小说”，大多没有走出摹写现实的窠臼，只满足于编造浅显的故事，制造热闹的情节，没有写出事象背后的生活肌理，尤其是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情。至于反思意识、批判精神等，更是微乎其微，难觅其踪。便这样的作品放在文学的层面上加以考量，当属可写可不写、可看可不看；正因为不太值得评论和不大经得起评论，有关“官场小说”的评论，明显地缺失和缺席，与其销售和阅读的热门构成了较大反差。

但最近有两部这一类的新作，倒是富有新意，委实值得关注，它们是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王跃文的《苍黄》。这两部作品描写了贪官与“清官”，涉及了腐败与“反腐”，但其主旨并不在这里，而是独辟蹊径地把镜头对准身处夹缝中的中层干部或底层公务员，写他们步入“官场”的种种不易与身居“官场”的种种尴尬。由人在“庙堂”的种种无奈，作品写出了人与环境、人与体制的深层矛盾；由基层干部的个人命运与内心焦虑，作品又在揭示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时叩问了人情、人性，这样的作品，从所谓“官场”入手，超越了“官场”本身，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与相当的文学意义。

概而言之，“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写作倾向，目前还多是一种与社会热点相对应的“文化”，它虽然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受众，但只有充足的“文化气场”，缺乏应有的“文学气韵”，作为直面现实的文学写作，要达到现实主义艺术的已有深度与高度，当下所谓的“官场小说”还有较大的进步距离与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做到既“现实”又“艺术”，既好看又耐看，这是摆在写作者、出版者与阅读者面前的一个共同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