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与侠为同源所出，这个“源”就是战国时期以墨家为代表的武士集团。“士”是先秦时期一个极为活跃的社会群体。在春秋以前，知识为贵族垄断，“士”主要指那些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以作战为主、以耕田为辅的社会阶层。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解体，使部分平民有了接受文化知识的可能。于是“士”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士人从习武转向习文，如孔子，这就是早期的“儒士”。另一些没有分化出去的武士仍然保持尚武传统和强悍性格，并不断汲取民间文化营养向前发展，这便是“侠士”的萌芽。从此以后，“儒’’与“侠”便成为代表两种不同人格内涵的文化模式角逐在历史舞台上。双方都不满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很不一样。儒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全力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秩序和礼乐文化；墨家的目标则很模糊，他们提出的“兼爱’’和“非攻”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鸟托邦色彩的理想国，于是他们便以行侠的方式去破坏现存秩序。在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的地位是平分秋色的，人们每以儒墨并称。但这两种学说在秦亡以后便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儒被独尊为正统文化的代表，墨则被排挤而成为民间文化精神的根源。儒家的正统地位决定了它不仅为士人言行的准则，而且它的理论学说本身也被后人完善和补充着；墨家在被取缔后，其理论学说便基本湮灭，主要以精神渗透与积淀的形式对后代的绿林侠客产生观念和行为上的影响。。

战国时期的武士有人身的自由权，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阶层。他们以“舍生取义”的态度看待个人生命与重名好义的关系，随时准备为能证明其“义”的一切惊天动地的事业而献身，他们所追求的是存在于现实世界又具有超现实的高尚而纯洁的道德目标。这种精神是包括绿林好汉在内的后代侠士的重要内驱力之一。

秦统一以后，中国成为专制的一统帝国，它已经不允许那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社会阶层的存在。所以，从这时开始，侠士使出现了分化：一是投向贵族，一是转向平民。随着分化的深入，侠的贵族化使它日益成为贵族生活方式的点缀，因而日益萎缩；而侠的平民化，特别是它与绿林的合流，使其找到了一种生存的土壤，因而愈加发展起来。

如果说汉唐间武侠贵族化的倾向要稍大于平民化倾向，那么到了宋代，武侠之风在上层社会几乎已经没有市场，而被挤向了民间，挤向了山林。这是因为，以兵变形式夺取最高权力的宋代统治者，鉴于五代十国频繁政变的教训，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再加上北宋中期以后的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使不少人铤而走险，亡命江湖。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造就了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为绿林活动创造了社会基础；大量的江河湖泊和山脉森林则为义军和土匪提供了栖身和活动的场所。这些大大小小的林立山寨不仅蔓布四方，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网络，而且在各个网络中，绿林好汉的组织形态、各种仪式及绿林的观念意识等，也都将绿林文化推向了巅峰状态，并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外围的一个亚文化圈。

宋代以后绿林豪杰仍不乏其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的事实，已经证明绿林事业的巨大能量。但入清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各种变化，绿林活动又重新被统治者利用，各地设立的镖局和职业刺客的出现说明了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扣外族的入侵，绿林活动才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出现了白莲教、太平军、义和拳等声势浩大的活动。它与镖师、刺客的活动并存或转化，表明了绿林活动在后期的复杂化。

（节选自《绿林文化的渊源与演变》，有删改）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是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