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流入朝鲜占主要方面。我国原有“箕子去国”的故事，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不愿事周，率领五千族人避居朝鲜，随同带去了诗书礼乐、医巫阴阳的学识和百工技艺。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初传入朝鲜。这段广为流传的旧事不免带有传说的色彩，但是，中朝两国人民早有交往却是事实。中国战国时代，天下纷乱，干戈四起，近在朝鲜侧旁的燕赵之地有许多人为避战祸，经由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浮海到朝鲜，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秦汉之际，两国也有密切的往来。

中国的金属生产工具，包括先进的铁器很早就流入了朝鲜。稍后，中国铜镜、漆器和兵器等也传入朝鲜。两国在古代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十分相似。朝鲜古来崇尚儒学，不少人能背诵《诗经》《春秋》，熟知《周易》。人名、地名取自《周易》卦名和十二地支的很多。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地方与我国相同，衣袖宽大的朝鲜服装至今犹保存中国古代的遗风。在朝鲜三国时期，中国文化仍不断地传播，特别是在发展经学、儒学、佛教三个方面，使朝鲜当时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深受影响。高句丽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经学史，百济和新罗也先后设立了儒学教育，公元372年，姚秦苻坚遣使护送名僧顺道带佛像、经书赴高句丽，这是佛教最早从中国正式传入朝鲜。佛教传播后更促进了文化流通，中国南北朝的文明大量输出到邻邦，同时也汲取了朝鲜文化的精华。百济输送到南朝的手工艺品做工精致，朝鲜的歌舞音乐在南北朝时期已传到中国，高句丽乐在隋唐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初，长安城中居住着许多朝鲜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中国乐、舞的发展颇有贡献。

当新罗统一朝鲜后，将王号、年号都改用了汉文。它倾慕唐代文明昌盛，竭力仿效，于是向中国派出了遣唐使和留学生，政制和服饰都参照唐朝，这样，朝鲜的衣冠文物制度完全同于中国了。当时到中国来的新罗商人和移民人数很多，他们多聚居在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朝鲜人居住区——新罗坊。中国的发明也陆续传到了邻邦。造纸方法估计在四世纪前期就传去了，朝鲜是最早获知我国造纸术的国家，三国时期已能造出很优良的纸张了。中国十一世纪发明活字印刷后，不久传到了高丽。中国发明的火药约在元代引入朝鲜后，朝鲜自己制成了火器，并在抗倭斗争中成功使用。

摺扇是朝鲜首创的取凉与装饰用品，这一风雅之物流传到中国后博得了我国人民，特别是文人墨客的极大喜爱。十三四世纪时，高丽的造船技术已很发达，建造的兵船载量大、航速快、战斗力强，元世祖忽必烈渡海入侵日本之役，就是按照高丽船样式打造了大量兵船。元朝时，重要的作物棉花从中国移植到高丽，经栽种成功，高丽的棉花与棉布生产迅速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流通，还对外出口，在十四世纪末供应中国的女真人，十五世纪初起，开始向日本输出棉布。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朝鲜朝野人士都很注重书法艺术。高丽太上王忠宣王于十四世纪初在元都燕京开设万卷堂，探究书法、儒学和文学等，其中的高丽儒学家李齐贤，在书画、诗文方面造诣很高，他与赵孟等中国大书法家交往，把赵孟的字体介绍到国内，以“松雪体”流行于高丽。

有清一代的朝鲜有识之士和中国学者之间也有频繁的接触，十八世纪的朝鲜实学家洪大容、朴趾源等许多人来到北京，搜集了大量中国书籍载回国内，回国后主张学习中国的文明和从欧洲传入中国的西学和先进科技，借以达到朝鲜的繁荣富强。当今，朝鲜文化仍融入中国文化的因子，2010年朝鲜国宝级艺术团体——血海歌剧团潜心50年创作的大型歌舞剧《红楼梦》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巡演，观众十分喜爱朝版的林黛玉、薛宝钗，曾在中国引起轰动效应。

(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有删改)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资。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城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摘选自《乡土中国》）

论现代教育的转型

①人有“向外看”认识世界的需要，也有“向内看”认识自我的需要。相对而言，认识世界易，把握自我难。现代科技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人向外看世界的能力，同时，现代人向内看自己的能力却在萎缩，我们差不多已经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教育本来是帮助人认识自己的活动，但现代教育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已有上百年历史，它也在推着人远离自己。教育是否还能照亮现代人回到自身之路，取决于教育能否进行驱动力调整和型态的转变。

②现代教育的一个特点是对标准化考试的非理性推崇。标准化考试之所以流行，是因其诱人的便捷性、客观性契合了现代教育追求效率、突出客观性的要求。标准化考试因此能够在教育活动中呼风唤雨，成了支配一切教育活动的核心力量。考试作为教育评价的一个测量环节，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至多只能算是整体教育的一个“小尾巴”。但如今这条“小尾巴”成了主角，整个教育都得听它的。处在“尾巴”指挥一切的教育结构中，孩子们几乎所有的生命力都被考试分数吸引住了。所有关于人自己的认识和体会都不会出现在标准化试卷上，使得反观自身、心灵对话成了完全可以丢弃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标准化考试切断了教育与自我反省、人生意义、心灵关怀之间的联系。

③现代教育要承担安顿人的心灵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自身的转型。现代教育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问题在于偏执一端而遗弃另外一端，因此，基于心灵养育而进行的转型不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激变，而是在两端之间的平衡。具体说来，就是教育的实利性与价值性的平衡、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平衡。教育不是不要利益，但现代教育在实利追求上走得太远了，人不单是物质存在，如果没有价值的指引，人性的光辉就会暗淡，人就会蜕化为物，心灵就会枯死，就会满身铜臭，“穷得只剩下钱了”。教育不能偏执于实利，要为价值和意义留有空间。大规模、以集体为对象是现代教育的标志性特征，但人类教育史上传承了几千年的学徒制、个别化的教育方式自然也有其价值。现代教育的转型不是要恢复学徒制，而是探索在规模化、集体化的教育中如何融合个别化的教育方式，在两者之间实现一种相对的平衡。

④现代教育的整体转型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养育心灵的需要，教育实践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方面进行探索。儿童的心灵成长有“自然”的一面，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呵护儿童心灵的“自然发育”。教育，包括家庭教育所要做的就是不干预孩子的出神与发呆，任其在想象的精神世界里遨游。关于沉思与默观的教育探索就是这方面的努力。这些尝试虽然不足以动摇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念，毕竟为教育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⑤可以着手进行的教育尝试还有很多。比如想象力的培养，想象力对精神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我们还应将如何面对自身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主题。此外，还要注意非常态意识体验的激发，人有确定性的需求，把世界和人事纳入“常规”才会有安全感，但教育在非常态意识体验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一些教育机构所进行的“末日体验”活动，都是有益的探索。最后，教育活动步调要放缓，现在的教育被现代社会匆忙的节奏带得太快了。